论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起源与产生

对于中国美育思想来说,判断美育思想产生的关键在于是否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艺术来教育、培养人的道德。“先王乐教”是早期不自觉的美育传统,西周初期人文精神的觉醒引发了“敬德”思想的提出和天命观念理性化、宗教祭祀礼仪的人文化转向,从而使这个美育传统发展到自觉阶段。因此,中国古代美育思想产生于西周初期。

郭店楚简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

郭店楚简儒家文献展示出孔子之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楚简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社会性礼乐教化观念,对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道德教化功能上的差异有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从人性论出发对"乐教"的审美教育作用进行了深刻、细致的论述,是其对儒家美育观的重大贡献。楚简的美育观上承孔子,下启孟、荀,其基本思想与荀子关系更为密切。

《乐记》美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究

《乐记》是基于中国心性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儒家的“乐教”传统,对“礼乐教化”这一核心理念进行系统论述的作品,是儒家美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乐记》之美育观源于心性文化义理系统及先秦“礼乐教化”的实践经验,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君子修养”为人格范式的美育目标,以“礼乐相和”为教化方式的美育途径,以“制礼作乐”为源泉和归宿的美育实践。总之,《乐记》美育是对心性文化理想及其实践方式的探索,主张遵循中国人感受、体验、类比的思维习惯进行审美教化,对我国当代美育理论的建构及美育实践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荀子的生态美学智慧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他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系统地对整个自然社会系统,包括自然、人类社会和个人进行了具有浓厚的生态美学意味的建构,他提出的许多具有美学意味的观点,对当下的生态美学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礼乐与文学的交相辉映——以《礼记·乐记》为视点的考察

《礼记·乐记》论"乐",始终"乐"与"礼"对举,"礼义"与"乐情"互解双显,展示了"礼行乐奏"、"乐备礼隆"的不可分割性。其中所阐述的"礼乐"之"文"、"礼乐"之"情"、"礼乐"之"德"与"诗性"交相辉映,相互涵摄。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即鲜明地呈现出"礼乐"特色,主要表现为:抒情特质:抒情的诗、词、曲、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式,而其他文学体裁均表现出重抒情、重情韵的创作意图。文学关怀:自始至终关怀现实与人生。教化功能:作家的创作主旨在于宣扬政治理想,为社会服务。

古文经学家的礼乐美学及其话语建构

基于历史逻辑和圣王信仰,古文经学家将《周礼》《左传》视作礼乐秩序、礼乐制度的构想与实证,如此,对诗、乐、舞所做的典章制度设计也就具有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典范性。其核心思想是,完美的政治必得依据礼乐治国的理念,通过人性和人情的力量,通过由礼统摄而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审美化,造就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为此,需要在国家官制体系中设置职官,通过乐教和诗教,实现礼乐生活的制度建构。

琴声载道 礼乐象德——摭谈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礼乐文化多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联系,注重音乐文本理论的著述和研究,而较少涉及、深入到音乐的形态和本体及其内部人文精神,进行审美观照。古琴寄寓了儒家深刻的载道、明志与修身、养性的愿望和希冀。道家所唱之情,佛家所唱之性,儒家所唱之礼,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婢,失去独立的地位和自由发展的可能。在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中,音乐的作用和功能只是停留在了经世致用和比附道德,服务政治的层面和狭隘的范围之内,而真正能体现音乐怡情、畅神、审美的功用和价值,却因此而几乎消弭殆尽。礼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肢解了音乐本体,最终显现为无情之礼乐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乐舞的兴盛及舞蹈审美能力发展

审美能力是审美意识最为重要的表征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新兴诸侯、贵族兴起,西周原先以王权为中心的"制礼作乐"体系逐渐崩溃。社会环境的转变、观念意识回溯、舞蹈自身发展规律驱使等因素推动民间乐舞逐渐发展壮大,为汉代俗舞之合法地位的取得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基础。民间乐舞的繁盛发展可以从图样文献和《诗经》记载中找到依据,人们将舞蹈当作欣赏对象的同时,也逐渐具备评判、鉴别其好坏的能力,鉴赏舞蹈美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礼纬》、《乐纬》合论

《礼纬》、《乐纬》是纬书中的两种。由于古代乐学是从属于礼学的,因此,《礼纬》、《乐纬》可以放在一起研究。通过对西汉礼学的考察,可以知道《礼纬》、《乐纬》的形成与二戴礼学关系密切。在思想内容上,《礼纬》、《乐纬》主要记载了很多古代的礼乐制度和作用。《礼纬》、《乐纬》认为,礼乐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的形式而在于它们观得失之效、反人道之正的作用。

想象与真实:重读《营造法式》的几点思考

以历史实证和逻辑推演相结合,着重讨论了《营造法式》颁行前后的历史关联域,特别是其来源及官式属性与民间风土建筑的互涵关系;还对用材等级制与礼乐制度的关系及其构成逻辑作了重点解析,并对斗栱铺作退化所引致的殿堂(阁)进化现象作了有别于前人的阐释。

从娱乐到礼乐:顺治朝演剧政策研究

顺治朝乃明清易代特殊时期,此一时代的演剧政策将直接影响康乾及以后诸朝演剧的发展,对其展开研究有益于对清代演剧史变迁的整体把握。从清军入关以后诸多史实材料出发,可发现顺治朝演剧政策存在明显变化,这一变化以顺治八年(1651)亲政为界。多尔衮当政时期,并无完整有序的演剧政策,顺治亲政后才逐渐加强对演剧的管理。这一转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演剧本身具备的时代特点是转变的直接原因,而满汉礼乐风俗地位的转变则是此时演剧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

传统礼乐一体性及美学重构的三个维度

中国文化之核心乃礼乐传统,它在国家的制度实践和儒家人文知识中,始终保持着某种内在的一体性。自西学东渐以来,学人在以现代的学术观念接引礼乐时,二者开始分化到不同学科和领域,日益丧失其原有面貌和精神。但是近现代又有一些学人,认识到礼乐精神,在现代美学视域中,重构其一体性论述。总括起来,这种重构有以下三个维度:第一,礼最基本的含义是礼义和礼仪,作为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和象征符号体系,与乐相同,同样是美和艺术;第二,传统礼和乐相互渗透与涵摄,在美学中表现为艺术审美与政治道德的水乳交融;第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一条实现人性解放的递升之路,从礼到乐是审美境界攀升的连续性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