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李渔诗集倡始之心与半世操觚的矛盾性钩沉

明末清初,龆龄即以诗擅名的李渔,生平作诗千余篇,别具手眼有足采而名海内。笠翁提出,诗歌的意境应为“考诸诗词、罕听罕睹为上的‘意取尖新’”,诗作的字句理当“言无稍故、所言事无不新的‘不攘他人一字’”,诗篇的内容需是“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的‘忌填塞’”。但在其写作实践中是“套腐后出、假前人之斧斤的‘剿窠袭臼’”与“载旧本之既言、借前人之只字的‘依附古人成说’”,以及“多引古事,迭用人名”。李渔“不屑摹拟”的“倡始之心”,与其“肖于古今”的“半世操觚”存在明显的矛盾性。(宗唐的文学思潮与相同的战乱背景或为促使李渔对唐朝诗歌进行效仿的外部原因,学识气力有限以及诗集仅是一家之言或为导致矛盾形成的内部成因。)

任士林元刊本《松乡先生文集》考述

宋元易代之际的浙东儒士任士林,其诗文集元明清三代皆曾刊刻,明清刻本流传至今,而元刊本大约于明中期散佚。结合明代孙能传的记载,以及从明稿本《诗渊》和残帙《永乐大典》等资料来看,任士林诗文集元刊本书名为《松乡先生文集》,一共10卷,今传世明清各刻本均非全本,其中文章大多保存至今,而其诗歌方面,经研究发现,任士林目前存诗共计188首,与孙能传所记载之元刊本368首相比较,散佚了近一半。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黄宏荃《英译宋代词选》中的“心译”法解析

作为一名被遮蔽的翻译家,黄宏荃的代表性译作《英译宋代词选》还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论文旨在探讨黄宏荃在《英译宋代词选》中提出的“心译”法,结合书中的大量译例,分析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1)撰写导言与注释,为译文读者提供解读语境;(2)添加具体词汇,烘托原作的情感氛围;(3)充分利用英语形合特征,打造地道译文;(4)采用各种变通手段,译出原作的精神与韵味。黄宏荃的“心译”法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整个文学翻译不无启发,译者唯有全身心地投入翻译,方能产出精品译文。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建诗的接受起伏

清代对王建诗歌的接受突出了有清一代独具的特色。第一,清初在“崇儒重道”政策及不满明代“独尊盛唐”的思潮下,王建诗因其“大多无喧嚣、浮躁之气而有流动清平之味”受选家重视。至清中后期,选诗更追求雄伟阔大之风,王建自然蕴藉的诗风受到冷落。第二,清人辩证评价王建的古体诗,欣赏其“专尚气质,不工自工”的近体诗,对其“高华深稳”的七律、“风神秀出”的七绝比较重视。第三,清人对王建宫词的关注从题材转移到体裁上。清人对王建诗的接受变化与清代的社会思潮及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论王闿运《八代诗选》

王闿运为宣传其复古诗学主张而编《八代诗选》,并自作眉批。其选诗偏重于八代诗歌大家及文学群体,重视五言古诗。其论诗主诗缘情,重视抒情咏怀诗,而注意辨析诗歌体裁和音律,追求高雅华丽诗风,主张曲隐而自达。作诗主拟古而自成家数。

卢坤“五家评本”《杜工部集》考论

卢坤是清末名臣,其"五家评本"《杜工部集》是中国刻板印刷史上最为精美的五色套印本,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从集评内容来看,该本辑录的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禛、邵长蘅、宋荦五家评语,和此前刘浚的《杜诗集评》相比互有优劣,不过它硕果仅存地保存了明人"严驳杜诗"之批语,显得弥足珍贵,具备很高的文献价值。

周汝登《唐诗助道》浅论

周汝登是晚明的心学家,他的《唐诗助道》从"心学"角度甄选、解读唐诗,是一部独特的唐诗选本。其中的"义理读诗法",在古代诗歌阐释史上也是值得研究的现象,惜此书至今未有专论。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

清代词学“正变观”的新立论——论周济正变观与张惠言的异同

周济的正变论与纠正当时词坛流弊、拓展张惠言的学词途径相关 ,其与张惠言的异同大略有六 :其一 ,选目与张惠言略有出入而大体相同 ;其二 ,说多主张氏之言 ,大旨不离常派 ;其三 ,意仍张氏 ,力徵时俗猖狂雕琢之习 ;其四 ,“变”乃正声之次 ,标准更为通达 ;其五 ,变重质轻文为文质并重 ,其六 ,艺术视野更为开阔。从周济《词辨》及《宋四家词选》所选之词及其区分正变的标准 。

唐诗选本经典性及相关问题的几点思考

唐诗的经典化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选本之流行,而选本本身也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别。能够推进唐诗经典化的,是那些经典性的选本。什么样的唐诗选本才具经典性呢?经典选本应该具备两个特点:体现唐诗风貌,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由此考察人们对选本经典性的认识,会发现人们观念上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还影响着我们对古代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认识。

《采菽堂古诗选》编选之隐形标准

从选本批评的意义上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之编选,与他在《凡例》中宣称的"以言情为本"的选诗标准并不完全符合。在此之外,还存在着与此相矛盾的隐形标准,实际上该选本并不仅仅以指导后学为目的,也不纯粹以体现选者的兴趣、识力为目的,而是以呈现汉魏六朝诗歌的总体风貌为宗旨,这体现了编选者宏大的诗史眼光。

金圣叹与吴江沈氏交游探微

金圣叹与文学世家吴江沈氏的交往 ,对其一生影响甚大。诸沈在政治倾向上多为遁世遗民 ,在文艺修养上多精于词曲音律 ,在为人处世上多敦信尚义。在圣叹生前 ,他们与之切磋交流、相濡以沫 ;在哭庙冤案发生后 ,更有收殓骸骨、收留遗女、收存残书等种种侠行义举。关系至密者 ,或为其弟子 ,或为其姻娅 ,是金氏交游中最为亲近的一支。

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揭秘

清初嵇永仁《与黄俞邰》书云“周计百使君司李廖南 ,读《才子书》,慕圣叹为人 ,遣使赍舟车之费 ,往迎之。圣叹适有唐诗选 ,未赴也 ,然业已心许之。越明年 ,使君梦一人披发跣足 ,耸身案上 ,蒙面而泣曰 :“我圣叹也 !”使君晨起 ,谓客曰 :“圣叹休也 !”遣使再至吴门 ,始知使君梦中之夕 ,即圣叹绝命之晨”,所涉金圣叹与周计百交往之事 ,近代俞樾已不知其详 ,今人更均以荒诞怪异视之。其实“计百”为河南延津周令树之字 ,时任江西赣州府推官 ,其雅慕圣叹 ,可谓神交 ,两人交往实迹基本可考。由此还可推知 ,圣叹临终遗诗之三“东西南北海天疏 ,万里来寻圣叹书。圣叹只留书种在 ,累君青眼看何如”,当是向其托孤之作。在金圣叹生命后期 ,清高狂傲、才气英发的周令树乃是其重要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