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无名:现代中国的地下革命、女性与文艺政治

中国革命由弱到强,经历了一个从地下到地上、从隐蔽到公开的过程。在看不见的地下革命中,女性与革命如何暗自纠缠,她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文艺才华与性别身份承担特殊使命,又会遭遇怎样的困境,折射的是怎样的问题20世纪革命中国的广阔视域,涵盖了一个从秋瑾到赵一曼、江姐、丁玲、关露等漫长而复杂的地下人物谱系。女地下革命者及其文学形象有两类,一类形象鲜明,一类暧昧不明。在地下革命的舞台上,形塑革命女性的,既有作为思潮和行动的政治,也有作为阅读和写作的文艺。女地下革命者以及为其发声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中的复杂遭遇,提出了一个特殊而又普遍性的问题:爱国主义是否可以覆盖或克服性别难题?比“漫长的革命”更漫长的,恐怕还有“漫长的启蒙”。

“文学革命”中“人的主体性”建构逻辑

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一场涵盖了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批评与文学功用等多重要素在内的文学事件。作为一场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至为深刻的文学事件,它以改革甚或弃逐传统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为手段,以追求文学表达的“个体-大众-阶级-民族-国家”主体性为主题,以塑造审美的人、道德的人、知识的人为目标,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区别于西方文学现代性演变中处于与社会现代性对抗关系的“人的主体性”,也区别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之后文学现代性之于社会现代性遵从关系的“人的主体性”,表现为一种居于二者之间的独异型“人的主体性”。始于文学现代性而终于社会现代性,是这种独异型“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特质;勠力于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建设,是这种独异型“人的主体性”的根本目标。对“文学革命”中“人的主体性”的不同逻辑划界,不是为了强调其内涵的显著差异,而是要彰显其作用于社会与文学自身的不同方式与不同功能,进而反省其价值与不足。

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及其历史意义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泽东在1949年来临之际以独特方式发表的新年献词。它对中国人民思想认识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粉碎了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国民党宣称“能战才能和”。英美两国认为新年献词针对美国,美国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可避免。民主人士不再疑问革命是否进行到底,香港《文汇报》、《华商报》等驳斥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宣传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踊跃学习新年献词,思想认识得到统一。

驰骋在革命美术与诗歌之间——新四军文艺战士芦芒的跨界创作

芦芒是新四军中为数不多的进行跨界创作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穿行于美术与诗歌领域,用手中的刻刀和笔创作出了大量的木刻版画和诗歌作品,配合和服务当时的宣传文化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通过创作中审美主体的互换,实现了诗歌与美术彼此互为动能及在审美与主题意识等方面的交互借鉴,使战地文艺实践其文艺普及任务时具有巨大的优势。它们的主题内容,甚至革命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也因此与20世纪30年代木刻艺术运动以及其后延安时期开始的文艺工具论有着内在相关性。

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论左翼文艺运动三个关键词之间的逻辑关系

“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是左翼文艺运动三大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生动地反映了从革命文学论争到文艺大众化讨论进程中的左翼文艺运动历史风貌,对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范型作用。“革命”竖起了左翼文艺的道德标杆,确立了革命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伦理优势;“无产阶级”标明了左翼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明确了革命文学的主体及思想立场;“大众化”初步型构了无产阶级文艺范式,解决了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方法。“革命”“无产阶级”“大众化”以其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形象地演绎了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形成的关键历史进程,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学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图书出版与文学变革:以《童话》丛书为考察中心

孙毓修主编的《童话》,是商务印书馆在1908年开始出版的儿童丛书,开创了儿童读物出版的先河。他在编辑中竭力实现编译和改写的统一,整合中外文学素材,创作出适宜儿童阅读的作品,有效弥补了教科书和传统读物的不足,并以此探索新民、新文化的路径和方向。在儿童图书的编辑与出版背后,还承载着孙毓修对近代儿童文学的探索与实践,为近代儿童文学变革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范式与思路。

郁达夫小说的跨文化特质研究:以《沉沦》中的诗文互涉为例

本文运用跨文化性和互文的概念探讨《沉沦》中的诗文互涉对于小说语言、意境、情感和情节的影响,进而发掘郁达夫文学创作的跨文化特征,探寻中西文化对于其文学创作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跨文化性对于文学革命的意义。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引用中文旧体诗以及诗歌中的典故和意象反映出它们与文化内部文本的互涉,而外文诗歌则是小说与跨文化文本的互涉。诗歌与小说的互文使其成为意境塑造、情感抒发和情节推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小说中同时引用中文旧体诗和外文诗歌凸显了郁达夫创作手法、抒情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跨文化特征以及中西方不同文体形式甚至意识形态对于郁达夫的深刻影响。最终,本文以郁达夫独特的引诗入文方式为基础进一步思考语言、文学以及社会革新之间的相互作用。

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柳宗元评述的继承与时代新变

近代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柳宗元评述基本是继承和模拟中国传统诗文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也与传统诗文评类似,具有抽象化、主观化、文学化等特点。文学革命兴起后,文学史的柳宗元评述发生了变化,柳宗元成为文学革命的代表、传统的柳宗元批评得到新的阐释。文学革命思潮推广的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是柳宗元评述新变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文学革命思潮的发展,革命者的定位与柳宗元出现疏离,部分文学史家对柳宗元评述作出变更和反思。以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文学史、评述柳宗元,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论晚清儿童文学译介的发生机制与历史错位

晚清文学变革中,很多重要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继被译介到中国。这缘于“小说界革命”背景之下对儿童群体和儿童教育的重视,也有清末学制变革的知识转型需求,还因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契合晚清文人寻求的革命理想。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晚清儿童文学译介存在许多错位和误读,不少作品并不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品,也不受看重,而是被归入新小说的范畴,服务于文学变革的目标。而从后世的评价体系去看,这些译介实践,已初步具备选择儿童文学作品的眼光,开始关注儿童读者的阅读趣味,并且尝试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去模仿改写作品,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可视为儿童文学的现代先声。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New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

本文主要对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前后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这段时间中国的文学翻译活动进行＂描写＂。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发端于＂五四＂时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翻译文学大为兴盛,给新文学运动以极大的影响和推动。翻译文学在这一时期队伍宏大、范围广泛、翻译语言与风格等独具特色。文章综述了这一时期从各国翻译到中国的主要文学作品,并分析了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佐哈尔的＂多元体系理论＂分析,认为＂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在中国的文学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催生作用。＂五四＂时期虽然出现了翻译与创作共同存在的局面,但总体上来说,翻译文学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而且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拟作＂。

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时流行的“古白话”思维,将章太炎提及的中国语言发展历史中的“言文合一”现象绝对化、普遍化,强行将一些文言作品转化成“古白话”,背离了章太炎以小学为根基的白话思路。同时新文学中的“芟夷典故之风”“‘起于应用’的文学观”“深揪用字错误的论争策略”借鉴了章太炎修辞立诚的文章观,却抛弃了“修辞立诚”中的文字考证基础。五四文学革命在转化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同时,章太炎也对文学革命进行了思考,强调白话对文言的依赖,展示言文合一的难度。

革命的发生与成仿吾文学观念的转向

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对新文学界现状的认识及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成仿吾经历了从科学兴国到文学救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进而投身革命教育工作由文学家转向为革命家的历程。其文学观念由“自我”转向“社会”,由“启蒙”转向“革命”,表现出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文学“为革命”,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的转向。成仿吾文学观念在不同阶段的转向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严峻的革命现实的忧患意识与关怀意识统一于转向的各个时期。其转向在深层次上体现的是五四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苦难的本能选择,反映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学基本路向的认识与思考。以成仿吾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相结合,以社会需求为首要,赋予文学新的使命。

清末的白话报人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关联

清末的白话报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可分为“推动者”“游离者”“反对者”三类。“推动者”之于文学革命的意义显而易见,但那些游离于文学革命之外的白话报人,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以其精神或行动,间接地支持了文学革命。文学革命中“推动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文白之争”,表面上是语言形式与文学观念之争,其实质是文学的“权位”(“正宗”)之争。由于清末白话报人的代际差异和籍贯、文学趣味的不同,他们在文学革命中发生了分化。

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以孟繁华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为例

孟繁华先生的文学批评研究自成一脉,他的文学批评研究始终着眼于一种复杂性的辨证展开,即对最新文本的条分缕析,对文学政治的重新理解,以及解读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现实,寻脉现代文学的起源等,这在他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一书中有着集中体现。《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既一定程度反映了他丰富而博学的个人学术旨趣,同时也呈现出著者自身复杂的主体性。

拂晚清之“尘”,还历史以本真——读张向东《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清末白话报刊的研究日渐增多,但对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关系的研究显得薄弱。张向东新著《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通过钩沉、梳理大量史料,对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考证,实现了将五四文学革命置入晚清以来一脉相承的文学变革历程的“初衷”。

论茅盾1920-1930年代文艺批评活动与《子夜》的创作

《子夜》的创作与茅盾1920-19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有着深刻的精神关联。从1920年代开始,茅盾就在文艺批评领域崭露头角,他积极探索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逐渐表现出引导时代文艺思潮的自觉意识。并且,茅盾还在研究小说创作的理论专著中深入探讨了小说创作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纵观茅盾在1920-19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可以发现,他呼唤作家在创作中表现时代社会的文艺思想贯穿始终。这种文艺思想不仅表现在其文艺批评方面,还渗透到他的小说创作过程之中。《子夜》标志着这种文艺思想的成熟。考察茅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想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厘清茅盾的文艺实践活动是如何影响到《子夜》的创作的。

文学表现的限度与张力——《马桥词典》版本校勘及修改异文分析

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共三个版本,在版本演进过程中有两次重要修改,从1996年8月作家出版社的“初版本”到1997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第二版,幅度不大的文字增补映射出韩少功怀疑主义精神深处鲜为人知的灵魂自我救赎的一面;从第二版到2008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三版,即最终版,韩少功大量删减限定性形容词,修改人物称呼,调整人物内部关系并改变人物结局走向,透露出韩少功对“革命”叙述话语的高度“理性”关注和对不同向度异类人物的不断挖掘。而这些修改策略极不平衡地分布在《马桥词典》的思辨性叙述和故事性叙述两种文字当中,引人重新认识和思索“文学”表现思想和具象世界的边界与张力,以及“文学”产生与发展的根源性动力等问题。

晚清与五四的“断裂”与“延续”——评《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

《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一书,从白话报刊对新文学作家和读者的培养、清末白话报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角色与作用、白话报刊与语言变革、白话报刊与新文学的文体、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风俗改良和“国民性”批判等方面,分析和论述了清末白话报刊对文学革命的先驱作用。该书提供的资料和提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五四文学革命在清末的萌芽和演进过程,进而拓展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深化对文学革命发生背景和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

当代意识、历史现场与新鲜认知——评张向东《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

出于强烈现实关怀,《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充分调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资料,周详论证了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内在复杂联系,促使我们回归历史现场,有效摆脱了习惯知识的固化状态,在松动与解放之感中获得了历史的丰富性,也更新了我们诸多的文学史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