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中的教育性别差异与“性别红利”

教育均等是追求性别平等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回报率随教育层次提升的增长,在当前新发展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聚焦于性别平等中的教育性别差异问题,定量分析我国各个教育层次的性别差异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教育发展得到政策支持的效果,最后回归到“人口红利”渐行消失这一背景下,探讨如何充分发挥女性的人力资源优势及其衍生效应。

人口流动对政府间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影响分析

人口流动深刻影响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而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财政非均等化问题最重要的手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客观上通过"分母效应"改变了各地区常住人口人均意义上的转移支付规模,再结合我国人口主要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这一流向特点,可以说,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转移支付制度的非均等化效应。但是,由于转移支付制度无法适应人口流动的需要,导致人口流动缓解转移支付制度非均等化效应仅仅停留在通过常住人口分母基数增加而形成的"数字游戏"之上,是转移支付机制不完善的病态下的"正效应"。要使人口流动真正发挥良性的分母作用,需从流动人口管理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两方面同时着手。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视域下的性别——年龄平等红利

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探讨激发中老年人口性别—年龄红利的思路举措。结果表明,中老年女性的人力资源充足且稳定,资本禀赋大大改善并将持续改善,由此构成性别—年龄平等红利的生发基础。激发性别—年龄平等红利,必须突出"积极"意涵,扭转以"养"为主的政策思路,延伸生活领域的积极"保障"至生产领域的"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必须关照全生命周期的性别平等,消除媒体和社会文化对她们的偏见、歧视等负面认知,充分激活中老年女性的生产性潜能和多维价值,为她们提供全面参与社会的友好环境;必须努力剥离已然内化的性别—年龄刻板印象,提升社会参与的主观能动性,带动中老年男性人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由此将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从一些服务性行业中置换出来,从事与其资本禀赋更匹配的行业和职业,形成更大且正向的经济社会效应。

全面二孩视域下我国推进就业性别平等的立法构建

男女两性就业机会、获取报酬、晋升等平权是男女平等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一直以来,女性在孕、产、哺乳期阶段的就业、酬劳、晋升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虽然我国立法对女性就业保障有系列规定,尤其是2018年针对女性在孕、产、哺乳期的就业歧视,有关部门颁布了具体细致的“禁令”,其核心要义是让全面二孩政策付诸落实。但专门立法的缺失、现行立法的零散及层级低下无法有效应对当下生育意愿低迷,进而影响人口出生率低下的现象。应当以人口红利衍生的性别红利理论为导向,结合我国港台地区推进就业平等的立法经验,以此构建推进性别平等、追求性别红利,最终提升人口数量的法律制度。

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性别平等视角下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思考

人口红利是学界关注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但既往研究却忽视人口红利中所暗含的性别结构视角,迄今尚未充分关注性别平等视域下可能带来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从理论上看,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不仅需要交融和拓展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构成支撑性别红利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综合而言,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特指性别红利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及社会经济之外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环境领域等所有面向的综合效应,其中各效应又呈现出内涵丰富且多样面向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进一步挖掘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树及探讨收获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现实路径,不仅是理论界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现实的客观要求。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

文章借助"性别—母职双重赋税"理论框架和Heckman选择模型技术,探讨18～39岁男女两性在职场机会、过程和回报方面的差距。结果发现,性别之间、性别之内、母职与父职之间都存在差别。在职场参与的不同环节和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重税"呈现出3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就业门槛主要由性别—婚姻驱动,职场中断由婚姻—生育驱动,酬薪由性别—生育驱动。在传统观念有所强化和结构环境更为逼仄的背景下,生育政策的解缚将增加女性生育事件的发生次数,使她们面临更大的职场困境。通过家庭友好政策、企业分担社会责任、媒体广播平常育儿心态等手段来减轻"性别—母职重税",帮助有(连续)就业意愿之人实现理想,或许可形成从"重税"到"多赢"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