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选取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空间SDM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技术外溢、节约成本、增强交流三方面对本地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地抑制了邻近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研究对于促进生产性服务集聚、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演进与机理研究

在探究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度的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两个行业协同的时空演进趋势和特征,并对有关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空间维度上,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聚集呈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在时间维度上,上述两个行业的协同出现了高级化演进趋势,即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度逐渐提升,对区域发展效能的提升存在较大拓展空间。此外,有关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度受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水平的影响。

台资与陆资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对台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

台资生产性服务业在祖国内地发展趋势向好,基于1986-2021年在祖国内地的台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资料,运用冷热点分析法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法分析其企业分布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要素。(1)祖国内地台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曲折波动中向好发展,可分为曲折发展期(1986-2000年)、稳步发展期(2001-2008年)、黄金发展期(2009-2016年)与起伏发展期(2017-2021年)4个阶段,并呈现“T”字型格局及辐射状扩散趋势。(2)台资与陆资制造业对台资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呈现动态变化,初期主要由台资制造业集聚引导,后期则逐渐转向与陆资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与合作,体现了跨地区产业互动与技术协同进步的复杂性和多维性。(3)多因素共同影响台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基础设施的影响显著提升;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影响由负变正;工资水平的影响先增后减;地区生产总值影响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机服务外包提供契机。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利用FGLS模型、IV-2SLS、IV-GMM、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机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每提升1个单位,农机服务外包将会提升0.349个单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强化社会网络与产业集聚途径,间接推动农机服务外包。门槛模型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机服务外包存在老龄化的逆转效应和市场化的边际递增效应。具体而言,老龄化的逆转效应表现为当老龄化越过门槛值0.017 1时,数字经济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回归系数由为0.244变为-0.012 5;市场化的边际递增效应表现为当市场化越过门槛值3.25时,数字经济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回归系数由为0.031 7变为0.565。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机服务外包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差异、农业功能区差异和地形区位差异,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和平原地区农机服务外包的促进更明显。

自贸试验区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沪津闽粤地区经验数据

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期深化改革、推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本文基于省级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从驱动效应、中介效应、时间效应、空间效应四方面探究沪津闽粤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可显著提升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改革、投资自由化增强自贸试验区对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提升作用;自贸试验区对高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增强;自贸试验区对临近地区形成虹吸效应。基于此,本文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应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金融领域创新改革、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从而推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科技创新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福建省面板数据

科技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用取决于创新效率是否能发挥关键作用,从科技创新视角实证分析2010—2021年福建省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福建省科技创新效率仅有0.676,存在33.4%的资源运用无效率。因此,改善科技创新效率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未具有正向的积极效用,更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创新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水平有显著促进效用。但在考察经济发达区域与相对落后区域的面板模型中,金融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影响,表明福建省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配置缺乏效率。福建省产业协同集聚所产生的负外向性明显,导致城市基础建设负荷增加和服务的拥挤效应,并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实证结果和福建省区域现状,提出实现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分析——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研究,发现2015—2022年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发展更为均衡,且集聚程度具有异质性,各有行业侧重。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应重视差异化集聚发展,提升三省市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水平;重视特色化集聚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重视科学化集聚发展,强化人才、技术等要素支撑;重视协同化集聚发展,破除区域行政藩篱等手段,加速推动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高质量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融合与区域创新能力研究

产业间的协同发展改变了要素配置的空间结构,为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机。文章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的投入产出表和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产业协同发展的两种模式即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冲击。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是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之一。当考虑空间相关性后,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二者互动对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也有所降低。通过门槛回归发现,只有当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过高时,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的互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才会出现,而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低或适中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存在。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及效应——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证据

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基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两者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各类效应。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差异较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本身都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对彼此都会形成一定的阻力作用,滞后一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当期制造业集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据此,提出有效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作用划分为集聚效应和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利用中国252个城市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重点探索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利润率提高的作用。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明显,对于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在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显现。针对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吗?——兼论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基于新常态新旧动能转换视角,利用中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间呈U形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强化作用,但存在明显的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一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作用机制发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优化产业结构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

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2005—2014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从供给侧视角以生产性服务业自身集聚及其与三大产业的协同集聚作为其对国民经济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用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探察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就供给规模而言,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倒U型关系,尚未达到最佳集聚程度;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力军;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中部地区,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就供给结构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与第一产业的协同集聚的影响最小,而与第二产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尚未发挥出足够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集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及两产业耦合关联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模型、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协整耦合关联度,对我国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和竞争力提升的关联以及两类产业的耦合关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以及珠三角区域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分别与本区域的制造业集聚显著正相关;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对本区域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其增值贡献较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但存在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耦合结果显著性的非对称差异,且长三角区域的该方面差异表现略大。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构造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利用2006—2013年中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并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垂直关联模型,构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理论框架,从地区和行业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协同集聚现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的作用存在差异;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2005—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测算我国30个省区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分析省际差异与动态趋势。以产业结构优化(IND)为因变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LQ)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水平(RGDP)、技术进步(TEC)、城市化水平(URBAN)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2005—2013年间,我国各省区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呈集聚发展态势,但省际间不均衡特征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水平、经济增长亦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效应,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呈负效应。

城市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集聚--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城市规模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及多样化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对283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城市规模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呈倒U型,且制造业集聚从城市规模扩大中获得的边际效益随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提高而下降,但随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水平提高而上升。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城市规模。在中小规模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将阻碍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将促进制造业集聚。在超大城市,制造业集聚度随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提高而下降,但随生产型服务业多样化水平提高而提高。在城市人口大于100万小于800万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有利于制造业集聚,但多样化的边际效应强于专业化。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规模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两者对制造业集聚的协同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重集聚研究

先进制造业集聚、专业技术人才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相辅相成。采用区位熵指标、基于中国分省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专业技术人才集聚有利于先进制造业集聚;地区收入水平增长与生存成本上涨对不同地区集聚的形成影响不同,其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先进制造产业聚集并不受制于用工成本压力,随当地总体收入水平的上涨集聚效应反而会有所加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会受制于用工成本的上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先进制造业集聚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发展物流运输业、金融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先进制造产业做大做强。

产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

构建数理模型揭示了产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理论关系,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的影响,并分地区进行了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多样化集聚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增进的主要动力,显著促进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专业化集聚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纯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分地区看,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多样化集聚和人力资本显著的推动作用。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是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共同作用的结果。

珠江三角洲镇域乡镇工业发展及其地方经济影响研究——以顺德市北窑镇为例

本文以珠江三洲为研究区域，以顺德市北窑镇为实例，就乡镇工业发展对一个镇域地方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一些乡镇工业部门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作为一个“增长极”，通过前后项生产联系有效地带动地方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从而形成地方的多种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体。因此，地方政府在选择其经济增长极时需对其与其它经济部门的前后项生产联系作周密的考察。

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广东为例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考察了广东省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对冲击的反应均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是解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量;但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预测性方差贡献度则相对较小,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机制仍需改善。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简要补充说明在哪几个主要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