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越抗法”决策之探析——基于艾利森的三种决策模式

艾利森在《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三种理论模型,可以基于此探讨中国“援越抗法”决策的形成过程。通过理性行为体模式的初次迭代,可以知晓中共出于防御、意识形态和革命情谊的原因而果断决定援越;以组织行为模式来考察执行过程,可以了解到源于资源和外交的限制,中国采取了以顾问团为主的有限援助方式,并且坚持不出兵原则;政府政治模型则重现了中共决策层之间有着不同是意见,最终达成“以打促和”的共识。

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越援助及其影响

1965年美国在越南实施"滚雷行动"以后促使越战进一步升级,苏联与此同时大量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新春攻势"前后尤为如此。由于苏联、中国和越南三国地缘毗邻,客观上使中国成为苏联援越物资的天然过境通道。苏联的援助活动是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进行的,援越物资过境运输问题成为两国矛盾的新焦点。苏联援越活动及相关国家的反应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冷战时期大国间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援越抗法战争中的中法博弈——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博弈论,作为一种对策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博弈论逐步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量化的分析方法。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分析20世纪50年代援越抗法战争中中法之间的博弈,并对中法在博弈过程中的选择进行量化分析,进而对中法两国的选择进行理性的评估,为国家间的冲突研究提供新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越战史研究述论

越南战争无疑是影响20世纪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之一,对中国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即开始了对越南战争的研究。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研究相对滞后,大致经历了起步阶段、初步发展时期以及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爆发,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双重考量之下,中国作出了援越抗美的外交决策。苏联介入越战后,中国对越援助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同时,处理外交事务日趋务实。援越抗美战争后期,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走上了联美抗苏的道路,为此不惜牺牲与越南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友谊。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对当今中国外交仍有诸多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的地缘战略地位(1949～197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由于地处多民族聚居的西南边疆,是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承担着剿匪、反特、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的重任,很长时期内既是“一线”又是“三线”,地缘战略地位异常重要。究其原因,云南的“边缘”区位赋予其巨大的地缘政治弹性和张力,加之边疆、民族、通道、资源等地缘政治要素交汇,所以成为国家和区域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场所,经常处于“战区”或“半战区”的战略环境中。

冯子材援越抗法原因探析

观音桥事变后,法军重开战衅,海路上派兵威胁中国东南沿海,陆路又再起越南北圻战事,企图进犯滇、桂,中国边境告急。与此同时,清军的海上作战能力不强,陆路战场也面临缺饷、少械、瘴疠等困境,抗法战斗力不足。在这一情形下,赋闲在家的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因军功卓著、熟习越情与威信素孚,于此时主动请缨,招兵买马奔赴前线卫边抗法。探析冯子材进入中法战局的"前因",能更好地评价镇南关大捷这一胜利"后果"。

援越抗美述略

援越抗美的军事行动 ,从 1 96 5年 6月开始到 1 973年 8月结束 ,共经历了两个阶段。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 ,总计 32万余人 ,最高年份达到 1 7万余人 ,执行了反空袭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援越抗美部队的将士们与越南军民一起 ,以劣势装备战胜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国侵略者 ,使越南人民赢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光辉胜利 ,谱写了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新篇章。

参加援越抗美防空作战(上)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侵越空军对越南北方实施大规模空袭,狂轰滥炸,投弹数量、轰炸密度超过世界战争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从1965年8月开始,中国援越高炮部队陆续入越,进行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反空袭、反轰炸防空作战。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3军39师高炮营在越南莱州和奠边府地区实施机动作战10个月。全营官兵同美军斗智斗勇,英勇善战,机动灵活,扬长避短,集火近战,以劣胜优,与敌作战共7次,取得击落击伤敌机15架的辉煌战绩,战斗中全营无一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