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山西词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

古代山西词是中国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词坛起步较早,自晚唐五代词体完成由齐言体向长短句的转变之后,山西词便进入了发展阶段。其中宋代与明代是山西词坛较为沉寂的两个时期,金元时期与清代的词坛相对繁盛。金元时期的山西词人群体是当时创作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地域性词人群体。清代的山西词亦极为兴盛,词人词作数量众多,凡前代所出现题材与风格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呈现,体现出集大成的特色。

宋金元诗歌“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追求

"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并非是宋金元诗歌中才出现的,而是早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便已产生。在汉魏六朝诗歌中,"列锦"手法的运用更是广泛。唐诗中"列锦"文本不仅更为常见,而且结构模式上有很多创新。唐五代词受唐诗的影响,"列锦"在结构模式上又有所发展。宋金元诗歌受唐五代诗词的影响,"列锦"在结构模式上续有新的创造。与前代诗词一样,宋金元诗歌中的"列锦"修辞文本建构,都是"有所为而为"的,其建构都带有特定的审美追求。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金代山西文学论略

金代山西文学是山西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州集》所收诗人中,山西诗人占三分之二。山西忻州诗人元好问,是公认的金元诗坛领袖。活跃在汾河流域的"河汾诸老",对元诗有重要影响。金代山西作家的词、赋、散文、小说等,也有很高成就。山西文学家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金代文派,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元词演进轨迹新论

历来关于金元词分期的若干看法,存在着共同的视界缺憾。考察金元词的演进必须注意到金元词与南宋词的共时性与互动性、王朝更叠带来的词坛新变、词人群体对词坛走向的影响以及词学观念衍变所起的作用。打玻朝代分野,将金元词与南宋词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观照,可将三朝词视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由此可将整个金、南宋和元代词史划分为借才异代、气象鼎盛、遗民悲歌、延续传承和曲终奏雅五个阶段,勾勒这240年间词坛由蓄势、爆发,到略作消歇而又复振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历程。

论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

王重阳、马钰等皆为读书种子,以诗词修真传教自证度人,游艺不害修道,这是接受柳词的前提。得道后的王重阳对柳词的接受方式,是通过柳词的"象喻性"以隐喻方式言说修"真"悟"道"的体验。其接受的内在契合根据,则在于全真之"心游不离身游"的"游"观,这就使得感性的现象界最终又归宿于内在的体验和开悟,于是"道成肉身"的宗教体验也就有可能契合于审美体验的"主客泯灭"、"物我两忘"。"全真乐道"的优游之乐虽不离弃感性之"身",但却是以否定世俗情感价值和世俗之乐为前提,这样,王重阳等对柳词的接受内核实际内在着一种"否定论美学"的指向。金代全真道士词人对柳词的接受,具有揭示金词词史格位的意义。

论宋金元的连章体

"连章体"作为一种具有"结构性内涵"的诗歌体式,由于其"分之可以独立成章,合则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写作学特点,而自肇始之日始,即倍受诗人们的喜爱与雅好。唐代以"诗圣"杜甫为代表的一系列"连章体"的创作,于宋、金、元诗人以深远影响。而宋、金、元诗人在"连章体"创作中所形成的诸多特点,所获得的诸多成就,不仅对于本时期诗歌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明、清时期的"连章体"创作。由于明、清诗人们的不懈努力,这一时期的"连章体"创作虽然紧承宋、金、元之后,但却开创了文学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创作高潮期,并使之呈现出一种繁花似锦的"连章体"新格局,从而扩大了诗体学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体学的审美内容。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在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

在清诗话中,有着数量惊人的楚辞评论。然而,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论及清诗话究竟是如何评论楚辞的。清诗话在楚辞文体之归属、楚辞内容之评析、楚辞艺术之探研、楚辞范式之确立、楚辞影响之追踪等方面均有大量可资借鉴的见解。可以说,清诗话中的楚辞评论在楚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金、元二代,柳永词通过选本的传播由彰显归于消歇,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呈现出潜隐状态。但消歇不等于消逝,潜隐不等于停滞,某些微小的信息已经透露出柳永词选本传播蓄势待发、东山再起的必然性,此期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则更多表现为深层理解与心理认同。

辽金元在唐诗学史上的贡献

辽金元处于我国古典唐诗学的成长期。它们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又是自唐入明的门户,南北分流,弃宋归唐,转折过渡,承前启后,在唐诗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

宋金元哲理诗探论

哲理诗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宋金元三个时期共408年的哲理诗,在当时诗人们的努力下,使之历史地成为了可与传统的怀古诗、送别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北宋的哲理诗,主要表现出了三大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南宋是一个理趣诗与理学诗盛行的时代,前者以杨万里的诗最具代表性,后者成就卓著者则首推朱熹。朱熹的理学诗主要分为三类,即"阐说义理类"、"融合渗透类"、"亦情亦景类",各具特点。而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则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是一个新儒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定理学为官学的举措,不仅为哲理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使理学家的"学者之诗"一变而为"诗人之诗"。这种变化,是理学诗在元代进步的标志。

关于金初词鉴赏的商榷

某些金代初期的词作赏析或疏于对具体的历史背景详加考察，或对作家生平及作品写作年代考证不足。对词作的赏析应当本着“见仁见智”的态度，充分掌握并熟悉有关史料。

《全金元词》王重阳词整理指瑕——兼释全真词的“藏头拆字”词体

《全金元词》是金元词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全真道士词又是词学与道教研究两门学科的交点,其底本文字准确程度影响着相关研究的开展。《全金元词》中的王重阳词即为全真词的开山之作,则其词体特点也就成为理解全真词的一道窗口。而《全金元词》在文字、断句上偶有瑕疵,原其致误之由,实为王词既有一般词体格律之通性,又自创了一些特殊词体,同时其原始文献的性质、民间之俗字口语也是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故而有条分缕析之必要。

悲喜交融的幽默之境:金元俳谐词初探

本文通过对金元俳谐词的梳理、概括、分析,认为与宋代俳谐词相比,金元俳谐词的数量减少,俗化程度也有所降低。金元俳词在题材上进一步拓宽,出现了自嘲衰暮与调侃先贤的新题材,这是文人内心情志的丰富表现,是其滑稽玩世心态的戏谑表达。在形式上,由于对稼轩的倾慕,出现了许多戏仿稼轩《沁园春》止酒词的对话体词作。大多数金元俳词体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幽默性。

论元代的金诗批评

元人所作的金诗批评主要集中在元代初期,又多结合诗人评价,以诗文集序跋、墓志碑文、师友回忆、诗人传记、读后感等形式展开。这一时期的金诗批评重辞藻、技巧、风格等评价,体现了元人诗歌批评的特色。特别是郝经、王恽等人的金诗批评定位比较准确,为后人正确评价金代诗歌定下了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元诗数题

金元诗细节研究中存在一些疑点、缺漏或纰误。比如，金国诗人师拓姓尹，耶律楚材西域诗为正确解释“垅种羊”提供了依据，杨载遭人误批，张雨的生卒年、周霆震的号、郯韶《绝句四首》的标题被人误改，张昱《辇下曲》中“首长”有误改。

《全金元词》辑补七首

从温州地方文献,为《全金元词》缉补元代史伯璿词作七首。

《红楼梦》与云南方言词汇

文章是《〈金瓶梅〉与云南方言词汇》的续篇。从《红楼梦》中找出今天仍然活在云南汉族人民口语中的方言词汇,尽量探索该词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元、明、清文学名著里的继承或演变情况。“求本字、探语源”,提供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