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视角——论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反法权”解读

艾伦·布坎南认为马克思肯定规范性概念的“批判性作用”而否定“解释性作用”,使用资本主义正义的具体内容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的,修正了“塔克-伍德命题”的结论。更进一步地,布坎南提出基于普遍人性概念的“共产主义的评价性视角”,从“反法权”的事实性角度说明共产主义如何相较资本主义更正义。但是,布坎南继承了艾伦·伍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论和功能主义理解,“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的理论划分未能突破伍德理论的窠臼,反而将马克思思想阐释为功利主义的。这使得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反法权”解读仅仅在名义上得到规范性的结论,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具体内容的批判误解为对正义本身的批判,实质上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规范性内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蕴含着规范性的视角,而且从批判正义的具体内容入手,重构了正义概念本身、变革了规范性的本质。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剥削概念的新阐释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重构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美国的艾伦.布坎南教授在对此论题的回应中,首先廓清了马克思视野中的剥削概念,认为他的著作中包含三个剥削概念: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过程中的剥削、贯穿历史的剥削和一般剥削,并对质疑马克思剥削概念的几个重要反对意见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布坎南的阐释基本上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实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

驳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

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布坎南以“正义无用论”为逻辑内核,以“内在批判说”“革命动力说”和“外在批判说”为外层框架,重构了马克思的正义观。虽然这种重构有某种新意,但是也存在明显的误读倾向:其“正义无用论”存在理论错误,“内在批判说”需要进行重新审视,“革命动力说”曲解了马克思的观点,“外在批判说”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布坎南站在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上,试图先重构马克思的正义观,然后指认这就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再对此进行批驳来凸显抽象权利和正义观念的价值,实质上这是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的立场和方法,实际上已经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马克思如何批判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论艾伦·布坎南的“内在批判”理论

马克思在著述中并未提出系统的正义理论,引发了当代学者关于解读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争论。其中,艾伦·布坎南在吸取齐雅德·胡萨米和南希·霍尔姆斯特伦批评艾伦·伍德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来修正和补充"塔克—伍德命题"。布坎南的"内在批判"理论,深刻地认识到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彰显了革命性。但是,布坎南的阐释并没有突破伍德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纯粹事实性理论的窠臼,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规范性维度,并不能正面说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布坎南理论的局限性表明了必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才能说明马克思的规范性正义理论,为进一步建立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奠定基础。

艾伦·布坎南论健康正义的实现

艾伦•布坎南对健康正义的研究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发达的正义理论与健康领域不正义的事实之间的割裂,他试图建构以自我决定权、健康资源的正义分配、多责任主体和管理式医疗为主要内容的健康正义理论,并探讨了全球健康正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批判性地吸收布坎南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之间寻找平衡点的独特视角,有助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剖析和反思资本主义世界盛行的正义原则和健康正义理论,进而建立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健康正义理论。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阐释与建构

剥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艾伦·布坎南通过回应和批驳三个影响比较广泛的质疑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进行了辩护,通过阐发剥削与异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复杂性,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剥削如何与共产主义的评价视角相整合全面分析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正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关于正义的概念,布坎南解释的基本路线是,马克思根本没有将正义的问题作为一种标准或者是模范去批判资本主义。换言之,就是马克思是突破了正义这个法权概念的,并创立了新的评判角度即共产主义的评价视角。所以,布坎南主要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核心议题,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证明,进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正义应是一种具有缺陷性的、不完美的、拯救性的价值,是一种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与正义——对罗尔斯和布坎南理论的批判与扩展

按照主流观点,前共产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是由财产结构和社会力量决定的,就此而言,正义来得太早,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资源极其丰沛,无需正义原则调节,正义又来得太晚,因而共产主义与正义无关。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依照罗尔斯定义的"正义的环境",共产主义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但是,罗尔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正义的完全消失既不可行,也不可欲。布坎南也认为,共产主义超越了分配正义的环境限制,但没有超越与非分配正义相关的资源稀缺和价值冲突。为解决共产主义与正义关系的疑难,有必要区分狭义的正义环境与广义的正义环境:前者指罗尔斯定义的正义环境,即适度稀缺的客观环境和适度利己的主观状态;后者指那些消除了狭义的正义环境的限制,但没有消除其他的非物质需要意义上的稀缺和非个人利益偏好上的冲突。共产主义超越了狭义的正义环境,但没有超越广义的正义环境,在此意义上,正义之于共产主义具有构成意义。广义的正义环境概念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引入可以解决困扰人们的共产主义与正义关系的疑难,对理解当下现实生活中那些与非个人利益无关的矛盾和冲突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