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联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

满蒙联姻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标志着中国和亲政策的成熟。清朝各个时期的满蒙联姻都有明确动机、鲜明特点、突出作用和深刻影响。满蒙联姻促进了满蒙双方政治上的互信、经济上的交往、文化上的交流、血脉上的交融,使满蒙双方强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公主陪嫁人里的“三藩”旧人——以雍正帝四公主陪嫁人为例

清朝以"满蒙联姻"为一代国策。满洲公主(格格)下嫁蒙古贵族,照例有陪嫁人同行。关于公主陪嫁制度,及其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学界已有研究,但关于公主陪嫁人的身份与来源问题,尚乏专门探讨。通过雍正四公主(和硕和惠公主)下嫁喀尔喀台吉多尔济色布腾的个案分析,可考释康雍年间公主陪嫁人中的"三藩"旧人问题。该时期,内务府中的"三藩"旧人构成陪嫁人主体;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康熙帝平定三藩后将其余部大批编入内务府管领和庄屯的做法有关。

蒙满联姻与京剧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

清末民初,与满清皇室联姻的蒙古王公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多有机会接触为清廷统治者所喜爱的京剧。返回本旗后,他们纷纷修建豪华的戏台戏楼,或邀请内地戏班前来演出,或兴办自己的王府戏班,并着力培养出一批本土蒙古族优秀表演人才,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京剧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更为京剧在蒙地的生根发芽、繁荣兴盛带来不可多得的契机。

满蒙联姻

满蒙联姻作为清朝奉行不替的国策,始于皇太极时代,经过皇太极和福临两朝的发展,到康乾时代趋于完善,乾隆后至清末作为既定国策沿袭。同前代相比,清朝的满蒙联姻具有制度性,通过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的互相通婚,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结成政治联盟。满蒙联姻对清朝统一中国、巩固政权和治理边疆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朝政治制度对科尔沁女子服饰的影响

蒙古族传统服饰是中华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其部落服饰形成的文化脉络,目的是为现代中国风的设计提供丰富的素材宝库与文化底蕴。通过文献阅读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从清朝对蒙古族的政治制度背景出发,溯源清代以前满蒙服饰特点,并从服装造型以及艺术审美特点的角度,对比分析清朝时期满蒙服饰特征。研究表明,科尔沁服饰是清朝盟旗制度与联姻政策双重作用的产物,在清朝政治制度下的满蒙民族服饰之间的文化交融,形成了两个民族服饰造型的融合与审美的共通。

后金至清初满蒙关系演变考述——以满蒙联姻为例

自1612年起,后金统治者通过联姻、和亲的方式与蒙古诸部建立同盟关系。以满洲入关为分界线,早期满蒙联姻主要分为1612年-1643年、1644年-1689年两个时期。满蒙联姻与满洲、蒙古、明廷间的战与和有着密切关系,而满蒙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平等交往、联盟、统一军令、建立盟旗制度等过程。

清“满蒙联姻”政策下公主汤沐邑的地权问题——以康熙恪靖公主汤沐邑为中心

康熙年间,在准噶尔部入掠漠北蒙古诸部的局势下,漠北土谢图汗等部内附。康熙将恪靖公主嫁于土谢图汗部,从而将“满蒙联姻”政策从漠南蒙古推至漠北。然而作为“满蒙联姻”政策向漠北推进的纽带的恪靖公主,以及以其为中心设置的公主府、支撑公主府运作的汤沐邑,并未楔入漠北土谢图汗部,而是被楔入漠南归化城蒙古土默特部,此举引发了在汤沐邑制度框架下,由公主府权力所运作的地亩、地权之成立、演变问题。汤沐邑从蒙晋长城隘口地带向土默特蒙地的突破、延展,最终形成“插花式”分布格局。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与公主府的地权纷争亦伴随汤沐邑拓展的始终。清廷介入双方纷争,对归化城土默特经济、政治形态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

满蒙联姻传说中的文学景观

满蒙联姻是满族与蒙古族密切交往的历史印记,满蒙联姻传说中的鸿鹄楼、巴林桥、翠花宫、公主陵、公主府、如意河、联姻寨和奶奶庙等文学景观,都蕴含着满蒙历史与文化的精彩内容。关注并研究这些联姻传说和文学景观,不仅可以了解满蒙联盟势不可挡的发展进程,感受联姻公主为两族盟好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而且当下还能起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精神养料。

试论满蒙联姻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满蒙联姻作为清代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具有比前代历史上和亲更为突出的特点。这种联姻政策所形成的姻亲关系,使得蒙古八旗在清王朝完成统一大业及稳定北疆地区立下汗马功劳,对当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满蒙民族长期的交往与相处,对于促进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满蒙联姻所体现的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的思想和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今天仍旧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

清朝满蒙联姻之指婚制入关后发展变化及“备指额驸”问题

皇帝指婚制之满蒙联姻,在入关后出现多方面变化。康熙中期以后,实行将蒙古王公子弟教养内廷以备指为额驸并委以重任的做法,兼随时实行有针对性的指嫁公主、格格等多种指婚形式。由于皇家女不愿远嫁蒙古,乾隆二年后规定在联姻意义较大且距京较近易于指婚的漠南东三盟重点部旗中实行“备指额驸”,并配合以其他措施;在更远的外扎萨克蒙古,则实行与重点部旗中的重点家族联姻。嘉庆以后,由于重点部旗实行“备指额驸”的蒙古方面又出现不配合的现象而增订制度。嘉庆以后至清末,指婚蒙古的人次并不多,90%以上为满蒙王公间的自行结亲。因而,认识与评价满蒙联姻,应从其多地域、阶段性,并结合满蒙男女双方婚姻当事人之不同态度等方面,做全面的审视与分析。其中漠南蒙古在乾隆以后缩小到在部分部旗实行“备指额驸”,也应在这一总体中予以定位与认识。

中国蒙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状况

尽管不同朝代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历经数次起伏,中国蒙古族、满族和汉族间通婚的限制反复恢复又废止,各族人民的接触交往却从未间断。研究发现,蒙古族、满族已婚人口中,族际通婚比例均超过40%,意味着族际通婚的普遍流行。在通婚模式上,以蒙古族-汉族、满族-汉族通婚为主,历史上曾持续约3个世纪的高度政治化的“满蒙联姻”已由民族间自由交往所取代。在性别差异上,蒙古族经历了由男性娶进居多到被女性嫁出比例反超的转变。在空间分布上,3个民族形成了以辽西走廊为核心的较为清晰的、广泛的东北—西南走向通婚链。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族际通婚主要表现为本地男性娶少数民族流动女性。要重视经济互动、居住聚散程度和人口迁移流动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