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始末考

万历六年(1578年),阿拉坦汗以迎佛为名,前往青海,在仰华寺与西藏僧人索南嘉措会面。在蒙汉史料中有关此次青海之行原因的记载截然不同,蒙文史料宣称阿拉坦汗迎佛是出于宗教热情,而汉文史籍则认为阿拉坦汗前往青海迎佛是为了掩盖他打击瓦剌的真实目的,并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结合多种史料分析,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阿拉坦汗本人对战争不感兴趣,但其麾下鄂尔多斯部试图借此机会发动对瓦剌的战争。然而瓦剌远走,行踪难觅,加之明廷催促阿拉坦汗尽快东归,此行基本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更无明廷所言的瓦剌大败阿拉坦汗。

和其光,同其尘——阿勒坦汗家庙的原型、建成与涵化

阿勒坦汗家庙承袭了萨迦派殿堂的原型形制,扩建时受三殿制度和三段式的影响,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纵向三殿式。研究立足于建成背景中的关键细节和建筑形制的交互关系,以蒙藏联盟背景,分别论述了阿勒坦汗家庙的原型、建成与涵化。研究表明,阿勒坦汗家庙的阶段形制是汉藏两类异质文化在涵化过程中相互博弈的结果。

俺答汗与蒙藏民族文化变迁与认同——一个民族文化“引入”的个案

一个民族可以在接触其他群体的过程中不断开创或阐释自身的文化传统。自阔端开始,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贵族阶层,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渐渐衰落。16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地区,俺答汗无疑是重要的"引入人"。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发展达到鼎盛,藏传佛教深入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之中,并成为蒙古族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家园。藏传佛教也成为蒙藏民族间相互认同的纽带和标帜。

《阿勒坦汗法典》及其内容浅析

《阿勒坦汗法典》是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阿勒坦汗制定和颁布的一部地方性法规,旨在推行政教并行政策,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该法典对有效维护阿勒坦汗的统治、促进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以及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对蒙古后世立法和法典编纂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满文档案中的甘青川地区蒙古俺答汗后裔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入居甘青川地区蒙古俺答汗后裔的遭遇十分悲惨。清代康熙年间满文档案中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据此可了解17世纪末蒙古俺答汗后裔——楚呼尔台吉在甘青川地区历史变革时期的政治活动。而清朝廷围绕"安置"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可为当今"藏彝走廊"的研究提供新鲜的史料。

美岱召阿勒坦汗家族供养人像壁画探讨

美岱召大雄宝殿后佛殿壁画的西壁下部有一组蒙古贵族供养人像壁画,据考为阿拉坦汗家族供养人像,画面中的主要9尊人物按照其身份的等级阶次,大小不同,位置有别,反映出了有关明清时期土默特蒙古族服饰、习俗、音乐。壁画重绘时间应晚于林丹汗时期,重绘的最大可能是旧壁画所绘的尊像是其它教派宗教领袖,作为黄教寺院供奉着他派或敌对派别宗教领袖,这点黄教是不会接受的。

《对三娘子系卫拉特人之说的几点质疑》证补

北元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夫人三娘子(1550-1612)是自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10年代,在土默特政治历史舞台上活跃四十多年的一位蒙古族巾帼豪杰和杰出的政治领袖。关于她的生平事迹,专家学者们虽已有诸多研究和论述,但是,由于在蒙古文历史文献中关于她的记载甚少,加之,在明清相关历史汉籍中,对其出身之说法不仅相互间颇有差异,而且极为混乱,因此,专家学者们对此各持己见,至今还未得出公认的定论。目前,卫拉特之乞儿古特部首领"吉格肯阿噶女"之说在蒙古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但其依据也颇存争议。在本文中,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与三娘子出身有关的各种观点和其依据逐个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后认为,在诸多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中,亲身与三娘子见面并专门为她作诗的徐渭的记述最可靠、最可信,进而提出了应把三娘子看作俺答汗女外甥的观点。

从茶的视角看俺答汗时期的蒙古社会生活

物质文化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界开启的关于"物"在社会文化中价值的讨论,以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为代表,对物的社会生命史进行追踪研究。具体到蒙古社会,从俺答汗请开茶市到仰华寺会盟,土默特蒙古从与明朝争夺西番的控制权转为因接受藏传佛教而重塑蒙古社会结构,茶从"御番"之物成为蒙古社会的奢侈之物。拟用人类学的物质研究方法,以16世纪蒙古的茶为第一视角,通过对被看作神圣之物、交换之物的茶在蒙古地区的作用的分析,来窥探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后给其社会生活带来的变迁。

《俺答汗进贡图与表文卷轴》及其价值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俺答汗进贡图与表文卷轴》是一幅九米半长的长卷。该卷轴由两部分组成,左半部分是画作,用中国山水画的手法彩色绘制在绢上,内容为俺答汗等蒙古首领的进贡使者马队从今天的呼和浩特出发到达北京紫禁城的情景;右半部分是俺答汗等人进呈明神宗万历皇帝的表文。卷轴制作于明朝万历八年(1580)。其中画作部分,一边描绘明朝北边的山峦、城池、万里长城、坚固堡垒和金碧辉煌的皇城,一边画出蒙古的青山黑水、城池帐幕、佛塔寺庙、板升建筑和放牧游猎人群,中间则安排了穿插于长城以内山水间奔向北京的蒙古贡使骑队的画面。画作成功地体现了“隆庆和议”后蒙汉和睦、国家和平、人们安居乐业的景况,是对“隆庆和议”后政治局势的写照和称颂。本文重点聚焦画作内容的考述,指出其意涵和价值,认为它不失为反映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极其生动的文物和文献。

明蒙交涉中的蒙古使臣打儿汉守领哥

打儿汉守领哥是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中军酋首"。明隆庆四年十月以后,他作为俺答汗使臣多次往返于明蒙之间,接回俺达汗爱孙把汉那吉,联络和筹备"隆庆封贡",立下了汗马功劳。俺答汗为此授予他"威静宰生"和"大打儿汉"称号。本文对照解读蒙古文史书《俺达汗传》和汉文《兵部奏疏》,考证了以往多被学界忽视的历史人物打儿汉守领哥的事迹。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相关史料的句读进行了辨析。

“圣识一切”与三世达赖的名号关系

学术界一般认为俺答汗赠与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但事实上这个名号中是不包含“圣识一切”的。作者通过对明清时代的蒙古文、藏文、汉文史料的检索,认为其中并没有“圣识一切”一词。“圣识一切”是蒙藏两个民族对高僧较为通用的一个称呼,它并不限用于三世达赖或者达赖系统。“圣识一切”之所以衍入俺答汗赠与三世达赖的汉文名号中,与清代汉译本《蒙古源流》在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表述上隐含着两种解读方式有关。

17世纪30年代有关俄蒙关系的一份珍贵蒙古文文书

俄蒙关系是随着俄国的东扩而不断发展起来的。自17世纪初开始,位居喀尔喀西北部的"阿勒坦汗"最早与俄国互遣使臣,开启双方往来之序幕。双方的关系时断时续,俄国方面有大批军役人员和哥萨克充当使臣,在俄蒙之间往来穿梭,传情达意;蒙古汗王也多次遣使,求和通好。1635年,阿勒坦汗遣使莫斯科,给沙皇带去三封信函,均用畏吾体蒙古文书写。本文选择其中字数最多、价值最高的第二份文书进行研究。该文书现藏于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档案馆,全文45行,含格助词共529个字,内容涉及阿勒坦汗宣誓、军事互助、互遣使节、感谢赏赐等内容,是研究17世纪俄蒙关系以及喀尔喀蒙古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份珍贵文书。书写方面,既保留了17世纪畏吾体蒙古文的基本特点,又呈现出畏吾体文向托忒蒙古文过渡时期的一些特点。文书原文先被译成俄文,又从俄文译成汉文。因限于翻译条件,最初的俄文翻译,存在一些讹误。由俄文译成汉文后,讹误更加突出。有些论著中多次引用这种错误的译文,导致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本文对这封文书的原文进行考释,阐述其写作背景、书写特点等,并与原文进行对勘,更正了汉译、俄译的诸多讹误,为研究者提供准确的史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