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偏好下低碳供应链批发价格契约协调机制

以政府碳排放限额与交易为背景,将决策主体的利他偏好引入到低碳化供应链模型中,分别建立了完全自利下、利他偏好下基于批发价格契约的报童模型,探讨了利他偏好对低碳供应链相关决策及其协调性的影响。通过建立模型和数值分析发现:零售商更倾向于与低碳型制造商合作,零售商的利他偏好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制造商投资减排,因而制造商更倾向于与利他偏好型零售商合作。在制造商面临碳减排压力下,零售商更应承担起整个供应链的效用责任,除了考虑自身效用外,还需考虑制造商的效用,其利他性应高于制造商,进而推动供应链系统效用的提升。但在批发价格契约下,无论零售商和制造商是否具有利他偏好行为,均不能改变传统供应链的协调性,即不能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营销渠道中合同详尽性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信任与投机的中介作用

以营销渠道行为理论为基础,探讨合同详尽性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了信任与投机行为在合同详尽性与角色外利他行为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以中国家电行业经销商为调研对象,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660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合同详尽性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销商信任、供应商投机行为在合同详尽性与角色外利他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家庭教育投资的动机与行为分析

概述了国内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选择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家长最优化框架来构建一般模型.重点讨论了家长的最优教育投资水平和子女的最优回报水平与家长收入、子女才智水平和家长利他系数等重要参数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动机把家长的决策看作一种隐性契约,在此基础上得到特定子女消费效用对家长而言的"价格",它与上述参数之间的关系将影响到相关教育政策的效果.

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性质的探讨——从一个案例谈起

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规定性质有利他合同说、非真正利他合同说和宽泛说三种不同解读,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分析得出宽泛说是对《合同法》第64条的最优解释。

考虑利他偏好的南水北调水资源供应链生态补偿契约决策

基于南水北调水资源供应链,构建政府补偿与市场化补偿相结合的多元生态补偿机制。假定水资源供应链中各成员具有利他偏好,对比分析利他偏好下中央政府实行断面水质补偿机制与水资源保护成本补偿机制的效果。结果表明:调水工程水资源供应链中水质、水价、消费者剩余与水资源分销商的利他偏好水平正相关;中央政府纵向补偿与地方政府横向补偿对水质提升均有促进作用,利他偏好下受水区的效用会随着水质的提升而提升;转移制度契约可缓解市场化补偿机制下供应链各成员决策的双重边际效用,改善水资源分销商“搭便车”行为,促进供应链总效用和消费者福利提高。

试论互惠利他性德育的核心理念

国内外德育方法已普遍从灌输道德知识为主发展到多种德育方式并重,力求让道德通过一种非强制性力量使人们倾向于选择善行。互惠利他性德育从思维和操作层面提供了具有一定价值的道德实现路径,指出互惠利他性是人们心底的契约,只有善行才会使自己无拘束的生存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既得和应得利益;互惠利他性是人对道德知行转化的精神体认,并为知行转化提供价值根据,促使道德行为由他律模式转为自律模式。

利他合同的构成及效力

我国新的《合同法》吸收了国外的立法经验 ,规定了利他合同 ,为了正确理解和运用《合同法》 ,本文对利他合同的构成、类型及效力加以探讨。

对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性质的探讨——从一个案例谈起

从一个案例引出对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性质的利他合同说、非真正利他合同说和宽泛说三种不同解读,并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分析得出宽泛说是对《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最优解释。

程序的经济伦理分析

国家或公法领域里的程序 ,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制度性标志。程序作为人类的文化传统 ,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程序内在的经济传统 ,一方面体现了人的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表现了该制度所蕴涵的社会价值取向。程序思想从一开始 ,就以下述因素为价值纬度 :一是程序以契约思想为基础 ,二是程序彰显利他主义 ,三是以经济伦理为内涵 ,经济效率为其重要表现。可以说 ,程序的诞生是人类本能需要的制度反映和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 。

利他偏好下基于批发价契约的供应链协调

构建随机需求和批发价契约下由具有利他偏好的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和数值分析表明:仅在零售商同等考虑自身利润和供应商利润时,才有可能实现供应链协调。在零售商利他偏好程度不变的条件下,供应链的整体利润随供应商利他偏好程度的上升而增加;但在供应商利他偏好程度不变的条件下,供应链的整体利润随零售商利他偏好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随机需求下,较高的供应商利他偏好和较低的零售商利他偏好组合有利于提升供应链整体利润。

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作为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合同相对性理论在合同制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整部合同法也贯穿了这一原则。但随着商业交易的不断发展,合同相对性理论被不断突破:第三人利益合同、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利益第三人担保责任、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合同保全及租赁物权化等制度共同体现了合同的涉他效力,对传统合同相对性理论提出了挑战。

考虑利他偏好的低碳供应链契约协调

以政府碳配额与交易政策为背景,研究了制造商向具有利他偏好的零售提供不同契约的供应链协调问题,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采用逆向归纳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分别讨论了零售商具有利他偏好时批发价格契约、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对供应链协调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分析对结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考虑利他偏好的批发价格契约无法实现供应链协调,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均可实现供应链协调。

利他偏好下基于批发价格契约的供应链协调

将决策主体的利他偏好行为引入供应链决策模型,建立了批发价格折扣契约下由自利偏好\利他偏好的供应商、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即完全自利型供应链、零售商利他型供应链、供应商利他型供应链、完全利他型供应链。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和数值分析得出:供应商(零售商)更愿意与利他型零售商(供应商)进行合作;零售商的利他偏好行为不能缓减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供应商利他偏好能缓减却不能消除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利他行为都有利于增加供应链效用。这些理论能够为供应链决策主体选择合作伙伴类型提供理论支持,并丰富行为供应链的研究内容。

利他保险合同解除权中的第三人保护——《保险法》第15条的修改建议

由于我国民事法律中尚未确立利他合同具体内容,在实践中对利他合同相关利益主体权利的保护方面存在诸多漏洞。《保险法》第15条中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可能损害利益第三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期待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原拟在"保险合同法解释二"中对该条内容做出解释,但因争议较大,最后颁布时删除了此内容。保险法学界对该条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肯定说认为,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按照合同相对性理论,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应不受任何限制。而否定说认为,保险合同是利他合同,与其他一般民事合同有一定的区别,投保人的任意解除行为可能损害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利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本文对国内外利他保险合同理论进行梳理,通过实际的案例分析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并对《保险法》第15条提出修改建议。

分包商利他偏好真的有利吗?——以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委托研发为例

为厘清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委托研发中分包商的利他偏好是否有利于公共部门效益的提升,本文构建单委托人-双代理人模型,讨论随机依赖下分包商利他偏好对最优合同和公共部门期望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分包商利他偏好与随机依赖具有相同的作用力,都提高了公共部门使用相对绩效合同的优势;分包商利他偏好并不总是有利于公共部门期望收益的提升;公共部门不希望两个分包商具有同等强度的利他偏好,相反希望双方具有非对称的利他偏好,且低能力水平分包商的利他偏好强度越强越好;公共部门可以从双方利他偏好强度差异中获益,但要注意偏好强度与能力水平的匹配.

双重依赖下分包商利他偏好真的有利于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吗?

新型举国体制下委托企业联合攻关是公共产品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传统的研究往往忽视分包商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存在偏差。故本文在考虑外部事件共同冲击引起的随机依赖的基础上,将分包商之间的合作与帮助所表征的技术依赖也考虑在内,并结合分包商的贡献大小,构建了双重依赖下考虑利他偏好的双代理人模型,探究分包商利他偏好对公共部门最优合同类型与期望收益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双重依赖时利他偏好对最优合同的影响,双重依赖中随机依赖决定纯自利偏好情形下间接激励系数的正负,且分包商利他偏好强度与随机依赖强度越强,公共部门越应该选择相对绩效合同;其次,双重依赖时利他偏好对期望收益的影响,双方利他偏好强度相等时公共部门期望收益不受利他偏好的影响;低贡献者的利他偏好强度越强,对公共部门期望收益的提升越有利,反之则不然;当双方贡献大小相等时,公共部门期望收益随着双方利他偏好强度差异的扩大而提升。总之,公共部门并不总是从双方利他偏好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