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藏区民俗体育舞蹈研究

以安多藏区的民俗体育舞蹈为研究对象,在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安多藏区民俗体育舞蹈分布的类型、特征以及价值.结果表明,安多藏区的民俗体育舞蹈源于民族的繁衍生息、生产劳动、宗教祭祀和节日庆典等活动,是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群众对自身生活轨迹的描述,它不仅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参与人群众多,而且逐渐被大众化,对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强身健体具有重要价值.

论安多地区民族关系模式及其形成的历史基础

安多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交汇地区,这里有汉、藏、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蒙古等民族生息繁衍,在长期的交往互动过程中,结合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关系,本文立足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归纳了对等互动型、经济互补型、包裹嵌合型三种主要的民族关系发展模式,并探讨了安多民族关系模式形成的历史基础。

羁縻与怀柔:论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

安多藏区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

拉卜楞属寺在安多藏区的地域扩展研究

属寺的确立是藏传佛教各派别地域扩展的标志。1710年格鲁派拉卜楞寺建立,它以夏河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将政教势力先后伸向大夏河、洮河、白龙江等流域以及青海、四川地区,逐渐成为安多藏区最大的政教集团之一。至清末民初基本定型,拉卜楞属寺在安多藏区的空间分布基本维持在甘、青、川交界一带。其地域扩展经历早期在卓尼、大夏河等地区扩展势力的艰辛,后期在安多藏区的全面开拓,以及民国时期缓慢发展三大历史阶段,教派、政权与财力等诸因素是其地域扩展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安多地区蒙古族与藏族融合现象述略

13世纪伴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南下,大量的蒙古人通过各种形式迁移到甘青安多地区,随之与当地藏族开始了广泛的接触和互动,并发生了蒙藏民族相互融合的现象。由于蒙古族迁入的人口规模较小,其在周围藏族文化的长期浸融和影响下,显示出以蒙古族融入到藏族为主的特点。历史上安多地区蒙藏民族融合的众多史实和案例表明,安多地区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民族历史区域”。

俄国探险家波塔宁晚清青藏及安多地区考察研究

波塔宁是俄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重要的亚洲考察组织者之一,足迹遍及中国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区。在历次考察中,他不仅进行地理测绘、采集动植物标本,更着力开展了一系列人文考察。他探访包括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在內的西部地区众多寺庙,实地考察及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情况;收集、整理和研究了《格萨尔》等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传说及故事;此外,还近距离地观察当地居民,记录其习俗,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虽然相比俄国同时期的其他探险家,波塔宁的考察研究更为客观,但是作为俄国地理学会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中央亚细亚探险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考察活动从组织及派遣之时起就已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目的。

藏族的地域特点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区之特点

藏族传统上将其分布地域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三者既是藏语的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单元。文章对藏族的地域特点及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的自然基础进行了讨论,指出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单元同青藏高原三大自然地理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自然地理区域是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单元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自然基础。文章还对作为藏族三大人文地理区域的康区的特点作了进一步探讨。

陇逋族居地与迁徙研究

在安多地区诸多藏族部族中,陇逋族最鲜明的特色是不断迁徙。从北宋迄民国,陇逋族居地几乎遍布整个安多地区,北宋时期的秦州、阶州、叠州、岷州、青唐城,明清时期的湟水中游地区、玉树地区等都曾是陇逋族的游牧地,有些地区至今还有陇逋族后裔在那里生存和发展。对陇逋族曾经活动过的区域进行详细疏理和探讨陇逋族不间断迁徙的原因成为解读陇逋族历史的金钥匙。

安多地区马文化的渊源及其功能研究

安多地区马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种传统的马文化,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从野马到家马,马不仅是一种役用型的工具,而且最终成了人的亲密伙伴,从而产生了草原马文化、农耕马文化、军事马文化、信仰马文化等。在历史长河中,马成为人类的一种巨大物质财富,对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藏区边界性考察——以多康地区为例

本文试图从普泛的文化地理学入手,通过定位边界性在当下的社会与文学语境,明晰多康地区与边界/边界性概念和规则的内部对应与关联,对多康地区边界性的文化表征进行评估,使多康地区在藏族文学批评及藏区文化研究中具有理论效性。

安多藏区的二郎神信仰

二郎神是汉族地区历史上所信仰的主要神灵之一,然而在安多藏区也比较广泛地存在着对二郎神的信仰,并且在长期的民族互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体系。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对安多藏区的二郎神信仰做了一些探讨。

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的社会控制

在明清时期的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是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制定者与维护者,发挥着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作用。在实行政教合一的地方,藏传佛教机构更是掌握着民政、军事与司法大权的现实统治机关,形成正式的社会控制。除此之外,藏传佛教僧侣,尤其是高僧大德作为社会控制者,因其作为宗教上的上师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宣扬"菩提行"而作为众生"怙主"的地位,使其具有相对于传统的部落头人作为社会控制者而不具有的超然性与崇高性,在社会纠纷裁决与调解中具有更强的功能。

清代安多藏区的法制建设与社会控制

随着对安多藏区国家政权建设的加强,清朝亦强化了通过法律加强对安多藏区的社会控制。这不仅表现在单行法规《番例番规》之上,还体现在相关的土官制度与藏传佛教管理制度的立法方面,将安多藏区作为单独的条目予以清晰化。这些立法既可以看作是"因俗而治"基本指导精神下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反映出清朝对安多藏区社会控制的不完整性与过渡性色彩。

清代苯教在安多地区的传播与演变——以《安多政教史》为中心

《安多政教史》作者是智观巴,该书系统地叙述了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在研究安多区域宗教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有关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发展情况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通过对这些记载的系统梳理、分类研究,我们可以对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的历史沿革、地域分布、改宗状况及苯教雍仲七部等问题有一个初步认识。苯教在元明时期一度达到了鼎盛局面,却在清代走向衰落,分析其衰落的原因,从外因看是失去当权者的扶持,加之自身发展乏力,也有教派改宗等因素。内因是苯教没有一定的经济势力,组织松散各自为政等问题。外部与自身的双重作用下,导致苯教在清代不断衰落,造成了安多苯教基本都在涉藏地区的边缘地带发展,且规模较小的独特发展格局。文章通过梳理《安多政教史》相关记载,分析苯教在安多地区衰落的原因,厘清19世纪安多地区宗教生态面貌,彰显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文化所展现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为我们现阶段探讨一种宗教发展兴衰提供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