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言论自由之民意基础实证考察

实证考察表明,美国绝大多数公民在理论上崇尚言论自由,但在实践中却并非如此。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言论自由保障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既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法律传统相关联,又与美国司法界、学术界对言论自由价值的日益重视以及新闻媒体的身体力行密不可分。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充满道德与法律争议的言论,多数美国公民的否定性态度与司法、学术和新闻传媒领域的主流群体所秉持的宽容与开放的立场,形成了评判美国言论自由事业的两个关键性支点和衡平力量。在美国宪政框架内,美国特色之言论自由事业的快车将驶向何方,值得中外学界不断关注与研究。

美国法对隐私权的确认——格里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

本案两位上诉人分别是康涅狄格州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和他的医疗理事(一位有执业资格的内科医生),他们均作为从犯在该州受到了指控,理由为:他们向已婚妇女提供关于避孕的知识和医疗建议,以及通过检测后向部分妇女开具处方,并提供女用避孕用具与材料等行为。这是因为根据康涅狄格州的制定法,向任何人提供任何避孕药物或用具的行为都属犯罪行为。两位上诉人均诉称,这种用以认定从犯的、适用于本案的制定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然而经过州层面的两次审理,先是康涅狄格州中级上诉法院认定了上诉人有罪,此后州最高法院也维持了原判。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其判决如下:(一)上诉人有资格主张结婚者的宪法权利。Tileston v.Ullman,318 U.S.44(1943)应被区别对待,不适用于本案。(二)康涅狄格州关于禁止使用避孕手段的制定法侵犯了婚内隐私权,此权利处于权利法案所保护的特定权利范围的灰色地带,应予保护。

“修宪”与“护宪”:1950年代前后雷震的“宪政”思想

台湾现行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内战前夕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对其态度也明显不同。国民党撤退台湾后,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一直图谋“修宪”扩权。雷震作为最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坚决反对。他认为宪法之本在于自由民主;“中华民国宪法”总体上体现了自由民主的精神,是一部值得维护的“宪法”;其暴露出来的体制设计缺陷,不在于没有贯彻“全能政府”的理想,而在于未能完备确立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尽管如此,只要有落实“宪法”的诚意,在实践中可以得到纠正。他坚持“宪法”的实施,“护宪”和“修宪”固然都有必要,但“护宪”比“修宪”更重要。他本人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为维护“宪法”尊严作出了不懈努力,并付出了沉重代价。雷震的“宪政”思想应该值得当代台湾频繁推动所谓“宪改”的人士回味和反思。

论刑法的修改及其原则

刑法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或者刑事政策予以修改,以保持与社会的同一性。但刑法的修改不能随意,必须科学合理,遵循一定的原则。刑法修改除了要遵循刑法的创制原则外,还应遵循慎重性、合法性与协调性等基本原则。

禀承宪政精神慎重对待修宪

随着人们法治意识、人权意识、宪政意识的迅速提高 ,修宪的呼声不断高涨。修宪要注意 :宪法不是意识形态宣言 ;不宜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应明确规定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 ;应调整现行宪法有关司法结构关系的制度安排 ;将居住、迁徙、选择职业和出入国境自由确认为公民基本权利 ;应增加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条款等。

刑法修正模式的合宪性反思

学界曾通过语义分析的进路、权力角色的进路以及工具理性的进路探寻刑法修正案的合宪性问题。这些进路虽然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帮助,但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体系论和目的论的进路下,可以发现刑法修正案没有违反宪法。然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社会需求的职责以及限制其滥用权力的价值取向存在冲突,从而造成了刑法修正案的"合宪性瑕疵"。对此,应当由全国人大立法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范围和限度,以协调刑法修正案的适应性和合法性。

论违宪审查依据的范围——以宪法渊源为参照

违宪审查依据是指违宪审查机构运用违宪审查权对受审查之规范性文件或其他公权力行为作出是否合宪判断时所应遵循的根本准则。基于违宪审查依据之"绝对拘束力","宪法关联法"意义上之宪法性法律、仅具"弱拘束力"之宪法判例、不具普遍约束力之宪法解释、自身需接受宪法审查之宪法修正案均不具有违宪审查依据之资格。

教育公平视域下美国高校招生配额制的合宪性审查——以“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为核心的分析

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施行的积极平权措施旨在为少数族裔提供优惠照顾,以矫治教育资源分配之不公,补偿少数族裔在历史上所遭受之不义。自1978年“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以来,积极平权措施的合宪性遭受到多方面的挑战。种族因素在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高校招生政策的一部分进行考虑,直接关乎以积极平权措施为导向的招生政策是否合宪。“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开启了关涉亚裔群体是否在美国精英大学遭受系统性歧视的探讨,此案涉及诸如当事人起诉资格、种族平衡、亚裔配额、种族多元化、群聚效应理论、替代性种族中立招生政策等高度争议的法律问题,同时也向法院提出了审查基准选择和适用上的挑战,审查基准的确认与司法介入之强度等皆关联着法院审查大学招生政策的正当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的审判无疑将深刻促进美国精英大学未来招生政策的变革,同时也会对招生配额制的未来走向和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

修宪后宪法监督若干问题探讨

2018年宪法修改,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条文中,明确了1982年宪法中的党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宪法监督的体制。为科学认识和更好开展宪法监督,有必要将宪法监督与批判西方宪政联系起来,将西方宪政与我国宪法相冲突的东西找出来,正本清源。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作为宪法监督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以对作为政治主体的党中央进行法律意义上的宪法监督。同时,宪法监督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监督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是否服从党的领导,但如何对这种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改革开放与中国宪政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原动力。现行宪法在改革开放中诞生,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改革开放30周年来,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与自由三个方面均已取得很大成就。尽管中国宪政还存在明显不足,但展望未来,中国宪政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刑法修正权限的合宪性审视

刑法涉及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基本权利,在刑法修正案时应考虑刑法合宪性问题,为刑法修正权限提供一个合宪性审视视角。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与修改基本法律的权限,是合宪性依据与刑法理性发展的源头性议题。从宪制变迁来看,有利于合理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权限的依附性、从属性、非独立性本质,进而厘清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修正权力配置层面的常规—例外宪制角色模型。从合宪性来看,通过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的修改时间、幅度与底线等三维度进行统计与分析,得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修正权限的行使上存在失范,与宪法规范的授权有明显冲突。为了维护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构与最高立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必须从合宪性立场上进一步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律的修改权,以确保刑法修正运行在合宪性轨道之上。

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对季卫东《宪政的复权》的解读

宪政是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制度基础,不同的时代背景应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在当今全球化、地域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宪政在许多方面都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新论"。法学家季卫东先生从新时代背景出发,运用法社会学的视角,用复眼式的观察方法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宪政的新内涵,同时也指出政治变革乃中国当前避免权力合法化危机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宪政的发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原动力。现行宪法在改革开放中诞生,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与自由三个方面均已取得很大成就。尽管中国宪政还存在明显不足,但展望未来,中国宪政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AMENDMENTS UPDATE CONSTITUTION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other strategic thoughts and important theories are written into the CPC

CPC to Amend the Party Constitution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Central Committee on September 18 deliberated a draft amendment 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t a meeting presided over by Xi Jinping,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The following is an edited version of a report on September 19 by Xinhua News Agency about the me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