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背景下《海商法》被保险人告知制度修订思路探析——以英国法为借鉴

数字经济改变了海上保险主体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而我国海上被保险人告知制度立法表述笼统、司法实践中适用性较弱,无法适应航运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对建立保险关系提出的新要求。经可行性分析可知,英国海上被保险人告知制度所引入的被保险人合理陈述义务以及告知义务“重大情况”界定标准对于《海商法》数字化转型具有借鉴意义——合理陈述义务有助于构建保险对话机制,采用纯粹性影响标准与风险诱导规则相结合的方法、以主客观双重维度界定“重大情况”有助于纠偏标准不明导致的混乱状态。立足本国国情,《海商法》的修订应结合风险诱导规则限定“重大情况”范围、以理性被保险人标准辅助界定“有限的主动告知义务”内涵、完善被保险人告知义务豁免制度。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研究的思考

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内容宽泛,应该注意修改成本,同时,鉴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体育法》修改最好朝向"促进型立法"方向发展,并且加强《体育法》修改与体育法规清理与废止的联系。

论《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在总体上具有法益保护早期化、处罚范围扩大化与处罚程度严厉化的特点。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说,则存在帮助犯的正犯化、预备犯的既遂化与构成要件的交叉化三个特点。帮助犯的正犯化与对帮助犯单纯设置量刑规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定;《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条之一第2款以及被修正的第1款,对帮助犯实行了正犯化;对于实施上述两款行为的,应当作为正犯处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该两款行为的,应认定为两款犯罪的教唆犯与帮助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120条之二第1款,对预备犯实行了既遂化(独立预备罪);该款规定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而不再是预备行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本款规定行为的,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的教唆犯、帮助犯;为他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准备的行为,也可能成立准备恐怖活动罪;按独立预备罪论处导致处罚程度轻于从属预备罪时,应按从属预备罪论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存在大量交叉现象,但不能将这种交叉关系解释为法条竞合,而应认定为想象竞合,从而发挥想象竞合的明示机能,实现预防恐怖犯罪的目的。

我国保赔保险第三人直接请求权问题

我国保赔保险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制度是保险法制乃至整个民事领域中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制度的重要一环,但在立法上缺乏基本法律框架,司法实践中亦存在缺失。应当通过在《保险法》中统一设置责任保险第三人请求权的一般法律规定,在《海商法》中重点设置船舶强制责任险第三人请求权的特别规定,补充《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形成可以依赖的基本法律框架,进而通过必要的司法解释,解决目前我国保赔保险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存在的诸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应借鉴国外主流经验。

危险作业罪的规范目的及其实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标志性立法实践

特定不法行为引起重大事故隐患,重大事故隐患具有引起重大事故发生的现实、紧迫危险,是危险作业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在严格限制入罪的条件下,以极轻微业务危险犯的设置和适用,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危害生产安全重罪的发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危险作业罪的规范目的。与典型的刑法保护前置化不同,危险作业罪规制的行为原本就处于刑法既有的调整领域,新设业务危险犯,没有实质变动行政法律与刑法规定既有调整领域的界限,只是在传统调整领域内对刑法规制方式进行了结构优化,并列设置业务危险犯与过失结果犯等。摒弃机械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做法,在立法中为司法出罪预留必要的、适度的实体性裁量空间,是危险作业罪规定的标志性特征。危险作业罪的具体功能,既包括预防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发生,也包括遏制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故意犯罪的发生。充分利用特定业务危险犯的制度资源,可以实现以轻罪适用预防重罪发生、以处罚危险犯预防实害犯发生的立法预期。

反思修改中国《海商法》之努力

如今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它重要的历史价值。近年来,修改这部法律再度成为热议的话题。未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修改,应该以其实施以来的实践积累为基础,以深入的理论研究为支撑。修法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从现在起,统筹规划,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

劳务派遣在我国的困境和出路——对《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的反思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务派遣异常火爆。究其原因,既有立法上的缺陷,也有政府通过大力发展劳务派遣促进就业的不当定位。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对"三性"等作出了的界定,试图规范劳务派遣,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应从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用工岗位范围、建立"备用金"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立法,并强化劳动监督检查,以切实保证劳务派遣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海事诉讼时效制度的国际接轨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其解决

海事诉讼时效具有高度的国际统一性。我国海事诉讼时效制度借鉴了相应国际海事条约中的时效短暂、起算点客观、中止中断难等机制,放弃了国际海商法中的时效延长等机制,故与我国民事诉讼时效制度比较,海事诉讼时效具有期限偏短、起算点客观、中断事由严苛等不足。因海事诉讼时效制度尚无法自足,其须兼用相应民事诉讼时效规则,我国现行立法未为此提供清晰指引,导致许多不当并入。我国《民法总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征求意见稿)》对海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土化提出了过高要求。我国《海商法》修订应妥善处理民事诉讼与海事诉讼两大诉讼时效制度的关系,建立既充分反应国际统一性要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海事诉讼时效制度,理性回应相应的国际统一化与本土化诉求。

《海上交通安全法》修改中对国家海洋权益的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实施至今,中国海上交通管理体制和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和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理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面临着修改的迫切需要。面对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权益及争端日趋激烈的形势,在探讨海洋强国战略下海上交通安全新内涵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基础后,分析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在维护海洋权益上存在的问题,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在制度上设置方面,建立管辖海域巡航制度、完善港口国监督制度、明晰无害通过和紧追制度、确立中国籍船舶的域外管辖制度、明确部门协作制度,以期更有力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微观视角下的《海商法》修改

《海商法》的修改不仅应当重视宏观性的问题,而且还应当重视微观性的问题。有鉴于中国文化重形而上轻形而下、重定性轻定量、重气轻形的厚重传统,微观性问题更应当得到强调。微观是《海商法》修改应采的一种方法;作为方法,它可以通过语法、逻辑、翻译、法理和冗言(即"是否精炼")的角度而得到实证。同时,微观也是《海商法》修改应取的一种方向;作为方向,它应当与宏观方向一样而受到重视。

由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反思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法律保障

《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第55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仍未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主体资格。依据法理分析,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犯却乏有救济时,人民检察院为维护公益代表国家支持起诉或提起诉讼,是其行使法定职能的表现。基于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有理由也有必要对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起诉权予以肯定。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受案范围、环境损害评估及其举证责任、法律程序、诉讼费用承担和案件执行等问题存在法律适用上的模糊或空白,这些为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定提出任务。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立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及其启示

在我国台湾地区,是否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演变路径既是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也折射出立法部门对于保护专利权的态度变化。造成台湾地区立法反复的主要原因在于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与大陆法系传统相异、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负载遏制专利侵权行为发生的立法目的。我国大陆地区本次修改《专利法》不应以儆效尤,应暂缓引入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我们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对第10章的章名、民事诉讼参与人所实施的各种诉讼违法行为、诉讼法律责任方式和审判人员应承担的诉讼法律责任等缺陷和不足加以修改,以便建立科学的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

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启示

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由来久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可以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审判组织、审判程序以及判决与执行等方面从同为成文法体系的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中得到许多建设性的启示。

《刑法修正案(七)》的得与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其他刑事犯罪的立法内容进行的修改与完善,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彰显刑法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保障人权、严惩贪污贿赂犯罪中的功能与作用,反映时代的诉求,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海商法与民商法“迟延交付责任” 之趋同化研究——立足于我国《海商法》修改背景下的思考

在《海商法》修改进程中,“迟延交付制度”的完善属于第四章修订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归责原则的角度出发,在早期英国普通法下,承运人迟延交付行为所承担的混合责任有别于民商法下的单一责任;随着国际公约的陆续出台,迟延交付责任经历了从“不完全过错责任”发展至“完全过错责任”。从免责事由的角度出发,承运人在普通法下能否享有免责同样要视案情而定,与民商法存在差异;而国际公约的出台推动了两法中迟延交付免责范围的趋同。立足于法经济学的视角,迟延交付归责原则的趋同代表了海上贸易的“效率”,免责事由的趋同体现了海商法的“公平”。《海商法(修订意见征求稿)》仅考虑了后者,而忽略了前者,应当予以注意并作出纠正。

高空抛物罪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及其问题解决

发生在人群密集场所的高空抛物行为,施于公共场所,指向公众中不特定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打破了公众生活的平稳和安宁,体现了“公共”的社会性,再加上其有导致不特定人伤亡的具体危险,与放火、爆炸等行为危险性相当,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并非对以往《意见》的否定,将高空抛物罪定位为抽象危险犯的直接起因涉及回应民意和现象立法,但同时具有深层的理性依据,即基于个人安全需要-免予恐惧的权利-他人行为义务的逻辑链条,为维护保护法益所必须的社会秩序,立法者改变了依照具体危险犯惩罚行为的司法套路。

基金“老鼠仓”的法律规制研究——兼论《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相关规定的缺陷及完善

"上投摩根老鼠仓"等事件曝光及查处以来,基金"老鼠仓"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认定基金"老鼠仓"应把握其五个成立条件。基金"老鼠仓"法律规制的要点在于加强政府监管,依法落实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并完善相关制度。《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关于"金融从业人员背信罪"的规定存在缺陷,应从其内容的规定、表述和增设等方面进行完善。

浅析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证据的庭前陈述制度和庭前举证制度的规定

证据是诉讼的无冕之王。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而 1999年出台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则对证据问题做了突破性的规定即庭前陈述制度和庭前举证制度。这是我国证据制度领域的一个飞跃。本文将对上述两个制度做比较研究 ,并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庭前陈述制度和庭前举证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