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关系“解冻”看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分析

基辛格是冷战时期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战略谋划大师,亦是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中的核心成员之一。由他和尼克松总统搭档的"二人团队"垄断性地掌控美国外交战略,在世界舞台上掀起层层波澜,推动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纵深发展。以中美关系"解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析案例可见,伴随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的调整,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美国外交权力谱系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卓著地位得以确立和不断强化,并通过个人色彩浓厚、目的明确的秘密外交重构国际格局。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民意测验

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民意测验并不只是反映民意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着民意。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对民意测验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外交政策和民意关系的认知。他们不会盲目地遵从民意测验的结果,而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民意,为其政策服务。在美国外交决策制定中,民意测验有时反映的与其说是公众的态度不如说是政策制定者的偏好。

美国南亚政策调整下的中印关系研究

美国南亚政策的制定是依据其战略利益的需要而不断调整的。在地区层面,采用力量制衡手段应对所谓挑战,确保其战略优势,是美国的一贯做法。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不断提升对印关系,今年1月奥巴马再次访问印度,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访印的总统。美印强化关系在美印均引起较大反响,且舆论直接指向中国。本文分析了阻碍中印关系顺利发展的主要因素,说明美对印政策对中印关系影响的非关键性,中印关系的本质属性以及印度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特性等,提出在历史问题和当前复杂国际因素影响下,推进中印关系的基本思路。

外交关系委员会与美国卷入东南亚冲突和战争

外交关系委员会秉持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对东南亚战略地位的认识较为深刻,所进行的持续研究具有前瞻性;它为美国介入东南亚冲突和战争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在美国逐步卷入越南战争的问题上扮演着重要推手的角色;它后来又重新评估对越政策,设计出政治解决越南战争的方案,成为推动越南战争政治解决的强大助力。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冷战时期美国的拉美政策

拉丁美洲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冷战初期,美国没有给拉美提供政府援助而是让垄断资本去自由开发;古巴革命的冲击和拉美人民不满情绪的高涨迫使肯尼迪政府推出了“争取进步联盟”,但效果并不理想;之后美国政府对拉美政策再无大的突破,里根政府再一次把意识形态因素提上了议事日程;冷战的结束更使得拉美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大大下降。意识形态、冷战进程、历史积淀和控制手法是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政策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美国的反共主义与干涉朝鲜战争的决策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天然对立以及美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美国的反共主义特别强烈。长期以来,反共主义成为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战后,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高举反共的旗帜,并制定了以遏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目标的反共主义外交政策。美国干涉朝鲜战争的一系列决策就是在这种反共主义外交政策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也可以说反共主义是推动美国决定干涉朝鲜战争的主要因素。

德意日同盟条约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造成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新演变与分化。德意日空前团结, 侵略野心急剧膨胀,不断扩大称霸世界的战争;英美举起抗击侵略大旗,构筑成英美同盟;苏联严守“中 立”,置于战事之外。反法西斯阵营各自为战的局面,便利了法西斯集团的侵略。

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模式研究

本文采用"政治过程"论证结构,从国家权力与对外政策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通过探讨印度对外关系中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国内各界政治力量在国家制定重大对外决策过程中的互动过程及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深度挖掘出独立60年来印度对外政策决策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揭示了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一般性规律,归纳出印度对外政策的决策模式——"双螺旋"决策模式,并对该模式做出了初步的评价。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调整动因探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往历届政府主要实施以威慑为主的极限施压政策,转变为以对话为主的接触与极限施压并重的政策。本文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外交政策变化输入—干预—输出的理论逻辑,以体系、认知和决策三个变量因素作为切入点,对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调整的动因进行了分析。从体系层面看,政治格局转变带来的机遇为特朗普政府政策调整提供了外部环境;从认知干预层面看,决策者认知的变化是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内在动力;从决策干预的视角看,美国立法机构的监督和促进作用,立法机构推动美对朝政策向外交谈判方向推进。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复杂过程,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调整的成因主要是国际环境、决策者认知、集团干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