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政府的对印尼政策(1964-1965年)

美国对印尼政策历来缺乏一个稳定的基础。如何判断苏加诺政权的性质并据此制订美国的政策,始终是困扰美国决策者的一大难题。进入1960年代后,高度紧张的地区局势与苏加诺激进政策更是构成了对约翰逊政府政治与决策资源的挑战。美国对苏加诺政权性质和对外政策意图判断的演变,是促成约翰逊政府改变对印尼政策的重要环节。这一认知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苏加诺间接挑战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苏加诺蓄意采取了与美国为敌的政策;苏加诺与共产党国家结成了针对美国的政治联盟。美国的政策也相应由促成印尼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转向削弱苏加诺政权政治统治的基础。

“9·30事件”与约翰逊政府的印尼政策

1965年“9·30事件”前后,约翰逊政府通过培植与以陆军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以及军人政权的特殊关系力图影响乃至操纵印尼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走向,从而深刻地介入印尼的内部事务。对印尼陆军的政策构成了美国印尼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逊政府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以1966年研究委员会提案为中心的讨论

1966年,由于面临要求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巨大压力,美国采纳了研究委员会提案,并支持意大利等国在联大上提出该案。美台为此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台湾勉强接受了该案。虽然在21届联大上这个提案未能通过,但是它的提出分化了“驱蒋纳我”的力量,拖延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

驯服印尼激进民族主义——肯尼迪政府对印尼的政策(1961-1963年)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调整了对印尼政策,在促成西伊利安争端和平解决之后,在印尼发起了新的一轮外交攻势,试图抓住当前美印(尼)关系的转机,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印尼与西方联系的纽带,把印尼注意力由国际事务转向解决国内问题,以促进改造印尼民族主义,影响印尼政治构成和国内外政策的长远目标。这一时期,美国改造印尼民族主义的政策,英国维持在东南亚的势力与影响的目标,以及苏加诺在地区内部消除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的努力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难以调和的矛盾。印尼苏加诺政权对于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就范。肯尼迪政府的对印尼政策不免于以失望告终。

重评1961—1968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中美关系激烈冲突与对抗的1960年代,华盛顿和北京竭力维持着双方惟一的直接对话渠道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本文在深入研究分析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20世纪60年代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原始档案及美国外交文件集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认为肯尼迪及约翰逊两届政府对中美华沙谈判渠道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努力在谈判桌上引入新议题。同时,中文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也重视华沙渠道。即使在中国最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并没有取消大使级会谈。这是因为华盛顿和北京都看到华沙渠道对处理紧张而脆弱的中美关系的作用,因而竭力维持其存在。根据以上档案材料,本文着重分析20世纪60年代中美两国所处国际国内背景,研究探讨每次大使级会谈前双方相互的策略分析与预测、会谈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以及会谈后的对策及跟踪措施。本文试图通过揭示中美双方是如何看待相互关系中所存在的利益与威胁,进一步论证这种对利益与威胁的考量是如何在谈判桌上反映出来的。本文结论部分分析中美双方维系大使级会谈的理由,剖析60年代大使级会谈未出现实质性突破的原因以及会谈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