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故事演变与农民起义

《水浒》的成书应当有一个内在的源动力 ,那就是对宋江形象改造的成功。只有宋江形象改造的成功并趋于稳定 ,他才能成为一部大书的主角 ,也才能享有“忠义”的声誉。但这个改造并非文人加工的功劳 ,也非繁本对简本增饰的产物 ,而是民间传说不断积累、铺衍后的一种选择。文人加工在宋江领袖型气质的形成上起了一定作用 ,但这又使“招安”、“征方腊”成为《水浒》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中国第一篇招安小说——《盗跖》

学界一般认定唐宋以前还没有招安小说,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早在先秦的《庄子》中,就有一篇招安小说《盗跖》。《盗跖》不仅具备了小说的所有要素,而且其招安模式与后世招安文学如出一辙。

论《水浒传》梁山聚义的起因、性质和结局

《水浒传》中梁山英雄们进行的是一次自发的对上层统治集团的暴力反抗活动 ,不是一场有预先准备、精心组织的农民起义。他们被“逼上梁山”,从个体来看 ,大多并不是由于朝廷的压迫 ,而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或为梁山集团所逼 ;但是从群体的角度来看 ,这么多人被逼上梁山 ,仍然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从这一角度来看 ,《水浒传》仍然表达了“官逼民反”的思想 ,只是这“民”主要是流民阶层。正是由于其流民集团的性质 ,导致其最后走上失败之路。因此 ,梁山招安就具有必然性。

造反与招安的表面矛盾及宋江的心路历程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最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又造反又招安。在对宋江曲折的人生道路的解读中体察并接近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可以阐释其在造反和招安的表面矛盾后隐藏的深层秘密:抱负与地位的落差是宋江造反的能量基础;主观上不愿终生与主流社会为敌,不愿永远做"乱臣贼子",客观上梁山的经济问题、暴力问题难以合法而有效地解决,是他被招安的主要原因。

《招捕总录》版本考辨

元代《经世大典》"政典"之下有"招捕",为《招捕总录》全文,清代阮元《宛委别藏》所收之本始有此名,《经世大典》亡佚后"招捕"赖《元文类》得以保存。《招捕总录》流传至今仍以古本存世,版本众多,其单刊本当是从《经世大典》或《元文类》抄录而来。

晁盖反对招安、主张造反吗

当前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晁盖与宋江不同,他是极力主张造反而反对招安的。但联系《水浒传》中晁盖的言行来看,此论则完全错误。晁盖根本没有造反的思想。

刘永福接受清政府招抚收编略论

刘永福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在形势不利时退到越南境内,遇上了法国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侵略中国的扩张活动,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利用刘永福黑旗军,刘永福则顺应历史大势,接受清政府的招抚收编,共同抵御外来侵略,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爱国行为。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及主要英雄人物形象

《水浒传》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展示了封建社会后期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正义性,塑造和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一系列英雄人物,写出了梁山起义的悲惨结局,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尤其是“乱自上作”、“奸逼民反”的道理,总结了封建社会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谱写了一曲“忠义”的悲歌。《水浒传》堪称为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

“忠义水浒”和“聚义水浒”之争议——兼与张国光教授商榷

本文对“忠义水浒”和“聚义水浒”的争议,即主张招安与反招安——主“剿”和主“抚”两派争论作出分析:指出金圣叹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他是主“剿”派,其对水浒艺术的赞扬并不能改变其政治主张,从而批评了张国光教授的“烟幕”说。

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