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明清古籍及诗画中的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分析

茶花作为中国的十大传统名花和世界著名花卉,在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栽培和应用历史,其在中国的古籍、诗词与绘画中留下了诸多的科学和艺术记忆。在前人对唐宋诗画中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古籍及诗画中茶花的发展脉络,为更好地探索茶花未来的创新性应用及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从搜集检索到的明清时期描写茶花的古籍、275诗首词曲赋以及部分绘画作品来看,明清时期的茶花品种多达百余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园林应用的植物素材;在园林具体应用方面,茶花在私家园林及寺庙园林中应用频次更高、形式更为丰富,并出现了茶花专类园的雏形;在配植植物方面,茶花与梅花、水仙、竹子的配植依然盛行,并逐渐发展出茶花与玉兰、牡丹、柏树等植物的配置模式。

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从古诗视角看明清时期沧州运河区域经济

创作于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古诗,真实记录了沧州运河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明清时期,沧州运河两岸农业发达,作物品种丰富,以小麦、红枣为大宗,农业呈现出鲜明的水乡特色。手工业以煮盐和酿酒为代表,盐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收入来源,沧酒驰名海内,并通过运河行销全国。大运河繁忙的水运带动了地方商业经济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同时也带来大量佣工需求,使得底层人民可以靠出卖劳力谋生。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论明代曾棨的西域诗

明代永乐年间的进士开科状元曾棨并没有涉足西域,他的诗歌作品将西域当成了一个神奇的异域与想象空间,以其传统士大夫的中土视域审视和描绘远在天边的异域景象,并通过历史记忆和文学想象手段,为我们展示了明代前期台阁大臣视野中的西域图景和历史事件,不仅成为明人关于西域文学书写的一个案例,也丰富和加深了丝路西域文化传播的内涵。研究曾棨的“西域诗”,不仅可以感受到他笔下的别地风光和异域习俗,还可以领略曾棨的西域看法,甚或观照明前期西域在中原王朝政治视野中的影响与地位。

明代福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考述

福州地区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始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明清时期异常兴盛,共编纂出地方诗歌总集17种,其中明代9种、清代8种。其中徐[火勃]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12卷,袁表、马荧辑的《闽中十子诗》30卷,邓原岳辑的《闽中正声》7卷,徐熥辑的《晋安风雅》12卷,叶向高辑的《福唐风雅集》(不分卷)等是梳理福州府历代文学发展脉络最重要的地方诗歌总集。

何景明“靡、弱、振、亡”说与复古派的“变古”性

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并非守旧派,他们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回顾诗文传统的同时有着深刻的“变古”内涵。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提到的“靡”“弱”“振”“亡”是认识复古派“变古”主张的突破点,一是强调了诗文发展呈现动态演进和反复性的客观事实;二是指出文学复古必然伴随革新;三是揭示了复古的目的实为“变古”。复古派其他成员的论断虽有差异性,但对复古与变古这一问题的认识无疑殊途同归。李攀龙则融合了李、何二人的观点,将“拟议成变”作为复古的纲领,实现了复古派理论的成熟。

论明清时期甘肃八景诗的艺术表现

八景诗是明清时期兴盛的一种诗歌样式。明清时期的八景诗创作延续了中国自魏晋以来山水诗的创作传统。甘肃八景诗的创作在体裁上多为近体诗,古体诗较少,以律诗为主。甘肃八景诗具有创作体式灵活多样、遣词造句精练严谨、修辞手法灵活多变等艺术特征,显示出了甘肃八景诗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明儒学案·方孝孺》的文本生成及“有明之学祖”的重构

郑晓、邓元锡都撰写过方孝孺的传记,但直到黄宗羲《明儒学案》才首次实现了对方孝孺儒学史的观照。《明儒学案》既保留了郑晓、邓元锡所撰方孝孺传记的基本框架,也大幅增删了若干信息。在文字的大幅度增删中,黄宗羲完成了对方孝孺“有明之学祖”的学术重塑。《明儒学案》增加了方孝孺为学自得、论动静、为方氏辩白等三个话题,集中反映了黄宗羲对明代灭亡的反思,有鲜明的当下指向性。《明儒学案》全文钞录了方孝孺《侯城杂诫》,其直接文献来源并非通行的方孝孺的文集,而是万历年间王文禄刊刻的《百陵学山》丛书中的单行本。《侯城杂诫》对修身、孝道、井田制的深刻论述,既是方孝孺的论学重点,也是黄宗羲阐发自己学术观念的话题来源,是界定方孝孺“有明之学祖”基本内涵的依据。

明前期台阁诗人题画诗的社会功能与主题内蕴

明前期台阁诗人对于题画诗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充分开发与运用。首先,台阁诗人发挥了题画诗的整合功能,拓展了自唐宋以来不断嬗变的议论焦点,使得题画诗的形意分离,凝聚出强调用世、提倡功名的诗学主张,进而引领社会正统的价值观念。其次,台阁诗人还发展了题画诗的交流功能,借助题画来增加文人间的社交互动,维护朝堂间的人际关系,重点表现为唱酬与雅集两种形式。另外,台阁诗人还利用了题画诗的导向功能,在山林与台阁的场合划分出“尘外意”与“经济事”的对立主题。前者反映出台阁诗人通过山水以自遣的审美宣泄意识,后者则表现了台阁诗人借助“性情之正”的思想秩序对题画诗创作倡导的经世意识。

论张九龄诗在明代的接受——以唐诗选本的定量分析为考察中心

张九龄诗在明代唐诗选本中的选量位列初唐名家前五位,在初唐诗人群体中总体接受度较高,在明中期偶有起伏,呈现出明前后期高、中期下降的总体风貌。明代唐诗选本对张九龄诗作的接受,体裁以五言诗为主,且呈现出五古少于五律、五排的特征,这主要与明人崇尚“以体制为先”“以气象风格为本”的辨体意识相关;题材以应制诗为主兼及其他类型,且随社会时局、文学思潮等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应制诗减少、其他诗作题材增加的总体倾向。

再论明代词学的历史贡献

明代的两部大型词籍丛刻,即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和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在词学文献建设方面有重要价值。明代词学家编纂的十余种词谱,为清代万树《词律》及康熙间钦定《词谱》这些成熟而完备的词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充分的借鉴。明人在词选的功能以及编排体例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谱体词选对清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的词集评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明人的审美趣味和话语方式,其以曲释词或词曲互证的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代词学批评的特点。两宋词正变优劣之争,是清代近三百年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然而数典追宗,点题开篇者却是明季的陈子龙及其云间词派。

论明代安徽词学思想

以“环太湖词圈”为核心的江南词学可谓明词重心,而明代安徽在行政区划、地缘和文化上与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异同互见、富有特色,主要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词体地位上总体上认为词为小道;风格旨趣上倾向柔靡近俗,且认为词曲演变与风格是受末世风气的影响;内容上主张陶写性情,抒发真情实感;功能上提出了缮心颐德、风正教化的期待。明代安徽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的离合间展现了明代词学的丰富与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