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解读——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限缩之新路径

在《知产证据规定》颁布之前,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依托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推定规则,通过《民诉法解释》第114条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产生影响。《知产证据规定》第6条明确了行政行为认定的基本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免证效力,该事实应当限缩解释为公文书载明的对可诉行政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的事实理由,需要相对方承担本证的举证责任方可推翻。该条款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对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进行限缩,采取的路径是从公文书证的内容出发限缩其实质证明力。这一方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与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为公文书证实质证明力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新路径。

“四史”宣传教育引领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不仅是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需要,更是推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正确履行职责使命的需要。新形势下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四史”宣传教育,要重视内容建设,开展宣传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工作思维方式;还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

《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共同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前者明确了应予处罚的社会生活噪声违法行为的种类,后者则明确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2022年6月起,修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应当进行修订。这是因为: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的描述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呼应,另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构成由轻到重、递进式的处罚体系。

论教育史学者的经世致用情怀

通过对中外知识分子在知识论方面的比较,以及对教育"良史"和教育"信史"的界定等,从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的视角,论述了教育史学者在立足既往客观史实的前提下是否应当和如何关照现实的教育问题,认为如果教育史学要达到淑世致用的学术理想,其前提必须是实现学术本身"彻底的专业化"洗礼。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图绘公共行政学史——兼评何艳玲教授《公共行政学史》

公共行政所拥有的独特思路和具体性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要溯及公共行政自身历史。新著《公共行政学史》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采用将理论与行政实践联系的理论导向的叙事方式,对西方的公共行政历史脉络提出了新的解释视角。从公共行政学历史脉络的缘起、历史梳理的基本方式和结构等方面展开讨论,并以公共行政学史的历史脉络研究及其叙事方式为契机,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如何书写的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自己独立和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和叙述,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者们有待反思与推进的重要议题。而前现代的行政思想史是否应当由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去代写,这是一个更需要思考和有待讨论的问题。

饲用抗生素与公共卫生风险——20世纪70年代美国抗生素饲用问题公众化的开端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府较为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科学界对细菌耐药性问题的新发现、及英国"斯旺报告"的共同影响下,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抗生素饲用问题展开调查,并决定限制饲用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使用。美国主流报刊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相关行业的斗争过程作了较为深入详细的报道,有关抗生素饲用导致公共卫生风险的观念随之在美国得到传播。这一问题从此突破科学研究领域的界限,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一时期美国抗生素饲用问题开始公众化,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这有助于对整个问题的解决。

“公共利益”视角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正当性反思

知识产权领域中,公共利益的定位应当是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并且与私权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应当考虑的包括,以解释学方法为基础并进行类型化探索,再通过反向界定排除政府利益及商业利益,同时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规则。澄清知识产权公共产品属性的误读,强调当前行政执法保护的对象是私益而非公共利益,否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的正当性。

行政伦理决策的三重维度:内涵、取向与过程

行政伦理决策是行政决策主体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基于行政伦理价值自觉进行方案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决策主体意识到自己是在特定伦理框架内进行决策,当前的决策问题并非与伦理无涉。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行政伦理决策取向是功利主义,新公共行政的行政伦理决策取向是义务论,而新公共服务则着眼于美德伦理学。单独秉持结果论、义务论以及坚持美德伦理学并不能确保带来负责任的行政行为。学者们试图通过伦理决策模型实现价值取向的均衡。基于公共性承诺,公共行政学首先应该确立起行政伦理决策的规范性模型。通过借鉴登哈特夫妇的规范性模型,指出其不足并加以校正,一个更加完善的行政伦理决策模型得以初步建构。

《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评述

《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系统梳理了自1731年至1951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过程,选取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思想、藏书建设思想、馆员素质思想和儿童服务思想4大主题分类阐述,在论述内容、方法、方式、角度以及编排组织上均呈现出自身特色。书中出现的170余种外文文献和170余位杰出人物是其暗藏的两大宝藏。梳理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发展史,对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作为首部系统研究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史的论著,该书仍有不足,但开山之功不可没,隐含了可待挖掘的研究内容。

重新发现明诺布鲁克会议

明诺布鲁克会议是公共行政学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事件,它承载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人希望拥有不同理论观点和研究取向的学者们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去追求某种共同社会价值的理想。但在不同学者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历史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一领域内部日益走向分化和对立的现实。最初的明诺布鲁克会议被公认为对主流学术界的一次集体反抗,这次反抗造成了理论家团体与主流学术界的分裂。后两次会议则可以被视为主流学术界重新定义明诺布鲁克传统的努力,这种努力也不断遭遇理论家团体的反抗。明诺布鲁克会议究竟是主流学术界的传统还是理论家团体的传统,这是一个仍然不断引起争议的问题。

中美英行政管理型知识产权网络信息服务对比研究

就传统知识产权专业领域(专利、商标、版权)而言,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管理型知识产权网络信息服务呈现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利、版权和商标信息服务分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专利商标和版权信息服务并立型和以英国为代表的专利、版权和商标信息服务综合型三种模式。中国模式具有分散性特点,在专利信息资源的整合服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美国模式具有专利、商标和版权信息服务同步发展、专业资源整合服务强的明显优势,尤其在版权信息资源整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英国模式则对知识产权信息进行综合服务,因而具有资源全面整合优势,同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特色。我们应该吸取经验、系统推进,尽快构建我国综合性知识产权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

公共行政学说史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

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省属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逐渐转向应用型。为此,省属本科院校的文科课程面临着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的挑战。公共行政学课程组尝试以话剧为载体,授课班级全员参与,以行政学家的核心思想为元点,探讨宪政中的某一政府行为。通过时空穿梭与行政学家对话的方式,以"会聚行政理论,演绎政府行为"为主题,创新公共行政学说史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借来的学科吗——对《中国行政管理》与邻近学科期刊互引情况的分析

引文分析有助于评判学术研究的品质与影响力。文章对《中国行政管理》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5个邻近学科顶尖期刊的相互引用情况(2000-2019年)进行定量分析,探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自主性、开放性和学术影响力。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公共管理学对邻近学科的引用强度较高,但这些邻近学科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引用强度并不显著。这表明公共管理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总体偏弱,而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较大。这种贡献与汲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品质有待提升,学术影响力亟待增强。中国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为关涉公共事务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场域,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在巩固学科独立地位的同时,如何强化本学科对其他学科的知识输出,是未来学科建设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

公共行政学思想危机的回应与超越

在尝试为公共行政学增强合法性从而解决思想危机的过程中,不同学派发展出了不同路径与策略,即管理主义:公共行政即“生意”;宪政主义:公共行政即“价值规范”;公民参与:公共行政即“公民权”。尽管上述学派对公共行政学思想危机的缓解做出了贡献,但公民对政府持续的不满意从实质上反映了这些学派至少在实践中远未成功。从智识层面将特定议题或群体排除出公共行政学范畴之外是产生公共行政学思想危机的重要原因。后现代公共行政可以为解决危机提供新的方向,因为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如何使公共行政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是一个重要议题。

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模式之变革

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主导目标、行政保护基础、行政保护作用、行政保护方式、行政保护对象、行政保护政治哲学观念等变项上,私益导向型行政保护与公益导向型行政保护的内容分别是:维护知识产权人的法定权利与维护和促进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与知识产权是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解决纠纷、查处违法侵权行为与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调解等与行政指导、行政补贴、行政扶持、行政信息公开、行政预警、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知识产权生命周期中的权利分配阶段与知识产权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特别是权利增值阶段以及消极国家观与积极国家观。私益导向型行政保护面临着难以解释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关公共权力不断扩大的现实,也难以预测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实践发展的挑战。公益导向型行政保护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新常态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工具,也适应了知识产权领域的“放管服”改革需要。公益导向型行政保护对知识产权法治建设的要求在于:需要深化对知识产权行政法制的研究,知识产权法基本结构需要调整,后民法典时代我国应当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

美国公共行政的批判叙事:基于合法性的反思视角

自美国行政学创立以来,在"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框架规定下,专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话语占据支配地位,少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理论叙事。近年来,伴随着合法性危机的不断加剧,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逐渐兴起,成为公共行政学界的前沿学术命题,也为新的历史叙事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本文试图跳出传统行政叙事的思维定式,从合法性反思的维度重新阐释美国公共行政的演进历程,进而揭露出萦绕美国行政史的诸多人造神话和政治伪饰。对于处在本土行政学建构关键时期的中国学者而言,批判叙事也有助于我们拓展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与历史视野。

知识产权公众阵营之后现代主义倾向

过去数十年间,"公众阵营"与"私权阵营"的对峙是全球知识产权争议的群体性特征。在发达国家,公众阵营挑战私权阵营的策略是解构后者的权力话语嬗变过程。他们认为,自从17世纪以来,欧美的知识产权制度就是由商业权力支配着左右的。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诠释全球知识产权困境方面颇有裨益,但如若引入被西方权力话语排除的中国历史文化经验,则后现代主义的思路的视角恐怕就需要调整了。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知识产权的产生不必然是权力话语的结果。因此,批判地对待知识产权的全球不合理扩张,便应当和否定知识产权本身相区别。

损害知识产权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途径探析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兼顾权利人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权利,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本文首先介绍了知识产权兼具私益与公益保护的特性,接着着重从专利法的角度分析了对损害知识产权社会公共利益进行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手段,最后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给出了加强对知识产权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救济的具体建议。

《近6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949—2009)》述评

潘燕桃撰写的《近6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949—2009)》一书,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现代公共图书馆思想史的著作,弥补了我国公共图书馆思想史研究的空白,对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该著作具有内容丰富、体系完备、观点创新、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践、宏观微观结合等特点。

廉政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基石

执法者的廉洁自律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能够高效运转的关键。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廉政建设,提升知识产权专业管理队伍的自身素质;加强廉洁执法,保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高效运转;接受群众监督,公平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