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内地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藤田丰八与清末中国西方农学引进

清末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实验农学。在这一过程中 ,上海农学会在西方农学论著的翻译和引进方面成就显著。尤其是农学会聘请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 ,负责西方农学论著的翻译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 ,对我国经由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农学 ,推广近代农业科学知识 ,促进我国传统农业的改造 。

论明清科技文献的输入

本文对明清时代科学技术文献的输入,进行了分类整理,明末清初为前期输入,咸丰以后为后期。前后两期输入的目的、渠道、方式、手段,接受的文化市场,学科反响以及表现在实际作用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与近邻日本相比,中国在输入西方科学的态度、方法、学科体系、时间等方面,均有沉痛的教训。

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

以1920年为界,梁启超的文化身份有着“政治型思想家”与“思想型学者”的显著区别。要具体了解这一身份增变的文化内涵,就须走进《清代学术概论》的文本世界。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这一身份嬗变,使得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个年头成了一位伟大的国学大师。

晚清日本图书馆学译介研究

梳理19世纪中叶至1912年日本图书馆学在中国的译介,指出1888年傅云龙已使用"图书馆",1910年"图书馆学"一词首现于《图书馆教育》一书。

仰承与垂范的变奏——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关系谱系

内藤湖南对于中国学人和学术界,既有仰承中国固有资料、继承中国研究成果的情况,又有与中国学者互通有无、互学共进的情况。即便在内藤湖南着先鞭的章学诚研究上,也可以看到浙东学派的治学风范对内藤的感召和熏染。在中日学术之间,不是单向线性的影响,而是互相咬合、互有消长的变奏。

论清代学田制度下书院的奖助学机制

学田制度在清代进一步发展,呈现出新特征。在此制度下的奖、助学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一方面适应了清代政府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书院文教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历史局限性。这为当下我国高校奖、助学体制的推行提供了借鉴。

晚清时期西方近代天文学的传入和普及

晚清西方近代天文知识全面系统的输入始于《谈天》的翻译和出版,《谈天》引进了近代科学方法及其创始人培根的实验归纳方法。西方近代天文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测量方法传入,开创和奠定了球面天文学和现代天体测量学等分支学科的基础。《谈天》以后,中国古典天文学体系逐渐被瓦解。晚清的天文普及在《谈天》的基础上围绕最新天文学知识的译介展开,从朝廷到民间,到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程度上吸收和运用了近代天文学知识。清末以后,近代天文学在中国逐渐普及。

明清时期烟草在我国的引种及栽培技术

在查阅大量古代文献的基础上,考证了烟草传入我国的时期和路径,并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诠释了明清时期烟草广泛种植的原因。最后,整理、总结了明清时期的烟草栽培技术。

《格致汇编》与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

作者以原始材料为依据，讨论清末最早的科技期刊《格致汇编》的创刊缘起与刊行情况；分析其内容与特色；论述它在清末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贡献与影响。

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综述

该文对我国学术界五十年来有关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传播和影响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 ,分别对玉米、番薯、马铃薯的传入、传播问题以及它们对我国产生的巨大影响问题做出总结 。

晚清时期外籍人才引进述论

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逐步开展,人才奇缺的现实决定了"借才异域"成为一种必然而又明智的选择。在引进外籍人才的过程中,清政府遵循引进有真实本领人才的指导原则;其引进人才的途径以中国驻外使馆的招募为中心;推行"重金聘请"的吸引人才政策;实施以合同为主的管理制度,既发挥其在推进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同时又做到了权自我操。外籍雇员积极协助举办新式事业,培养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人才,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引进人才过程中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聘洋人为将,有损主权;误聘误用洋员,造成极大浪费;新式人才成长缓慢,未能实现以华员取代洋员的目标。

《六合丛谈》中的近代科学知识及其在清末的影响

《六合丛谈》(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由伟烈亚力编辑,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是一个兼具知识性和新闻性的刊物。它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它传播了近代科学的观念,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科学知识;其中《西国天学源流》一书,是针对清代流行的“西学中源”说而翻译的,对于近代天文学在清末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六合丛谈》反映了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利用科学知识辅助传教的努力,其中传布的近代科学观念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试论晚清时期国人引介国外残疾人救助理念的努力

中国传统社会的残疾人救助采取的是以收养为核心的消极的治标措施,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问题;而西方国家则主张在对残疾人进行收养的同时,尤其强调通过教育手段提高残疾人文化素质,提升其谋生能力,从而最终实现残疾人的自立自强,因此是一种标本兼治的措施。晚清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欧美及日本的残疾人救济理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将其引介到国内,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残疾人救助方式,并在社会上逐步确立了养教皆施的救助理念;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创了中国现代残疾人事业。

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

"龙场悟道"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象征性事件。它不但标志着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磨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个人心性体验上的大跨度飞跃,而且也预示了全国最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影响后世可谓既深且远。贵州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实大有赖于王阳明在当地的讲学弘道活动。历代地方学者大量与心学思想有关的话语言说,已构成明显的价值与知识互动的连续性学术谱系。

阿拉巴马号案与晚清国人的国际法印象

阿拉巴马号案是19世纪一件著名的国际法案例。19世纪60年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有关阿拉巴马号问题的交涉中,曾试图引导清政府接受国际法。在晚清国际法输入的过程中,丁韪良等译介者对这一案例的意义大加渲染,以此标榜国际法的公正性。阿拉巴马号案在晚清知识界和外交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促使国人从肯定其理性精神的角度承认国际法的价值,强化了国人对国际法的信任。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顺利传教而附会儒学,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介到到西方,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研究本体,将先秦儒家经典的译介时间界定为"学习""化用"和"研究"三个阶段,探讨儒经译介的"文化适应"背景,分别梳理"四书"和"五经"的译介历程,分析儒经译介对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东学西传"翻译史。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西学译介的本土化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构成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重要一部分,是这一高潮的前奏曲中一支鲜为人知的强音。他们用中国方言译介的西学具有译介适应本土的特点,考察产生译介本土倾向的根源和译介意图,是探寻其从事西学翻译活动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