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前近代形态——以西南人群的祖源叙事为中心

近代之前大致处于“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已产生某种“自觉”意识。考察这一意识的切入点,是祖源叙事。内地的家谱族谱,普遍将祖源追溯至黄帝。西南人群的祖源叙事,大体上有源出内地华夏、源出内地但非华夏、本土起源、域外起源四种类型,每一种都通常体现出与整个王朝以及内地的关联。在民族主义尚未兴起的前近代,在中国这样一个已有着较高整合程度的政治体中,不同区域的人群具有相通或相互关联的身份意识,而且随着国家整合的深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古代中国境内人群对自身与大一统国家之关联的“想像”,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明显而清晰的一脉相承关系。

云南镇雄邹氏端公源于江西考略

镇雄县泼机镇的邹氏端公,是云南较早发现、传承久远的端公坛班。该坛班源于江西,于明朝天启年间传入镇雄,距今历400余年,传承19代。昭通端公戏是一种祭祀戏剧,具有祭中有戏、戏中有祭、祭戏一体的特点。在邹氏端公的祭祀活动中,出现了鲜活的当地少数民族形象,他们不仅在祭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端公戏中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这说明邹氏端公在镇雄的存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地方化、民族化的烙印。昭通端公戏的存在,既与汉族移民有直接关系,又与区域性的文化生态小环境有着密切关联。

中国三大寻根旅游区区域整合研究

根据寻根旅游分布的地域来分,目前中国寻根旅游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有三大区域,分别是秦晋寻根旅游区、河南寻根旅游区、闽粤寻根旅游区。重点探析了我国三大寻根旅游区目前发展的类型、总结了每个地区开发模式,并对我国三大寻根区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重点研究。

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的“祖籍记忆”初探

调查表明,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的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均表现出相当的强度,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双强”的特征看作是走向多元文化主义的马来西亚华裔集体自我意识的结构特征。而“祖籍记忆”正是华裔构建其族群认同的意识和文化基础。一方面,华裔可能通过和祖籍国建立更多的联系来维持和加强祖籍记忆,以达到强化族群意识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背景下,为立足当地生存和发展,将祖籍国“对象化”也成为其策略。

中国寻根旅游研究——兼论河南“古光州”寻根旅游开发战略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寻根旅游也悄然兴起。与观光旅游、商务旅游等常规旅游相比,寻根旅游具有时空距离大、原真性强、代际差异性强等特征;在旅游动机方面有浓厚的怀旧、探源心理,宗族、民系情结,乡情乡谊情结。我国在快速发展寻根旅游经济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产业运作模式单调、文化淡化经济过重、恶性竞争疏于联合等。河南省寻根旅游应形成"南姓北帝"的旅游格局,豫南"古光州"地区发展寻根旅游应注意四大战略。

从祖灵意识谈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祖灵意识是贯穿中国上古文化的一条思想主线 ,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孝道观念 ,而孔子正是通过进一步总结中国传统孝道精神 ,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说 。

汉姓发源地述要

汉族的姓氏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资源,对道德传承和民族凝聚有特殊贡献。汉姓及其发源地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汉姓发源地资源是近年来开展寻根游的主要依据。需要认真开展汉姓资源的调查研究,认真保护发源地的遗迹和资源。

文物建筑原状不详部位修缮设计研究——以卫氏宗祠为例

如何对文物建筑中已损毁且原状不详的部位进行修缮,是许多文物建筑保护工程设计的困惑,文章以严重损毁的卫氏宗祠为例研究此问题。首先介绍了该宗祠修缮前的损毁基本状况,列出已损毁且原状不详部位的清单;然后分析了对这些部位进行修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研究了对这些部位进行修缮的原状依据,讨论了其中无原状依据部位的修缮设计方法,对此类修缮设计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壮族土官祖源记忆的重构及其历史意义——以广西思明府黄氏为例

广西思明府黄氏土官从明初即开始重新建构其祖源记忆,到清康熙年间,已基本上将其祖源定格为"狄青部将黄善璋",土官及其属下土民也随之成为"南疆汉人"。这种重构祖源记忆的努力,与土官的承袭和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密切相关。重构之后,思明黄氏土官在族群身份上与中原汉人没有了差别,再辅之以"分封""赐爵"等说法,使其执政与世袭具有了"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巩固土官家族的统治,而且有利于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增强边疆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湖州与南山律宗的钞记文献——兼论道宣的籍贯

"钞记"是对《行事钞》进行随文注释的文献类型,其在南山律宗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作为南山律祖道宣的故里,湖州在钞记文献的递衍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崇福、灵■、志鸿、赞宁等湖州籍律师皆撰有影响较大的钞记,而当时重要的同类作品在此地亦多有流传。诸家钞记在湖州的碰撞与交融,不仅丰富了这一文献类型的内容和体例,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南山律学的繁荣。

从君主婚姻看先秦两汉上层社会对贵族女性的价值评判

先秦两汉时期男性贵族缔结婚姻时最主要的衡量因素是女性的家世与德行。出身显赫且德行出众的贵族女性自是最受青睐的配偶人选。但受不同时代、局势以及男性自身处境变化等影响,女性的家世与德行在贵族男性的价值评判中被区分出主次顺序,即男性势弱需要外援时,女方强大的门阀势力超越良好的德行成为其最大价值所在;男性势强时,贤女德妇则是婚姻的最佳人选。

原始崇拜体系与哈萨克民族精神之起点

哈萨克族有着丰富的原始信仰,但总的看来,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构成了其原始崇拜体系的主体内容,并成为其民族精神的起点。

墓志所见中古尉迟氏祖源建构与华夏认同

尉迟氏为北魏胡族"勋臣八姓"之一,其华夏祖源的建构以东魏北齐尉景一支可为典型。永熙三年尉景父《尉陵墓志》中将夏后氏与部落大人合为一体,透露出胡汉融合之意味。《北齐书·尉景传》追溯尉景祖源为秦、汉尉候官,在华夏身份的认同方面体现得更为直接。大象二年尉景孙《尉茂墓志》径称黄帝之后裔,反映其家族华夏身份建构的完成。纵观中古尉迟氏墓志,家族成员对华夏祖源记忆模式,在自我认同的虚实之间不断地建构与强化。尉迟氏对华夏祖源的建构,乃华夷共祖的认同在彼时为一种普遍历史现象的具体反映。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即胡汉共同体对"大一统"思想的全面认同。在华夷共祖的文化心理认同中,尉迟氏最终全面融入华夏共同体。

中国淡水胭脂藻属植物形态及分子系统发育分析

以云南省玉溪市和河南省焦作市新采集的2株淡水胭脂藻标本为材料,对其进行形态特征观察和分子系统发育分析,联合我国已报道的其他胭脂藻序列信息,构建该属植物可靠的系统发育关系。根据其现代地理分布模式,对胭脂藻属进行了祖先地理起源重建。基于rbcL、psbA和UPA序列,利用贝叶斯法、最大似然法和邻接法构建的系统发育树高度一致,研究中的标本与鸡公山胭脂藻H.jigongshanensis聚合为一个独立分支,并得到了很高的支持率,根据分子生物学证据,将其鉴定为鸡公山胭脂藻。通过研究中所采集2株鸡公山胭脂藻的形态特征比较,发现传统的形态分类特征包括藻体高度和细胞直径,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是可变的,不适合作为胭脂藻属植物种类鉴定的依据。对于胭脂藻属这一形态结构较为简单的类群,必须借助分子生物学证据和系统发育分析手段对其进行种类鉴定和系统发育分析。分子系统发育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特有种鸡公山胭脂藻H.jigongshanensis形成单系类群,其与日本胭脂藻H.japananense亲缘关系较近,所有淡水胭脂藻种类形成一个独立的聚类群,与海洋种类遗传差异较大。祖先地理重建的分析结果表明,淡水胭脂藻的祖先起源地位于北美洲,然后逐渐向东加勒比海区域、拉丁美洲和欧亚大陆扩散,形成现代地理分布模式。胭脂藻属独特的种类地理分布特点,可能与其较为古老的起源时间和漫长的进化历史相关,同时淡水胭脂藻在北美洲区域起源时间较早,进化历史漫长,遗传多样性大,这与该地理区域分布的种类H.angolensis为多系类群是相一致的。

栽培芥菜、野生芥菜及其基本祖种的同工酶分析

就我国的栽培芥菜（Brassica juncea）、野生芥菜（Brassica juncea）、野生黑芥（Brassica nigra）和白菜（Brassica campestris）进行了过氧化物酶和细胞色素氧化酶同工酶的分析,通过酶谱比较,初步认为:我国西北地区也可能是芥菜起源地;我国广泛分布的栽培芥菜是我国野生芥菜演化发展的结果;芥菜根、茎、叶、苔四大类群存在酶谱差异。

反思工具论——以白族祖源议题为例

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晚近诸多工具论观点的民族认同研究成果,关注人群民族认同的流动性及祖源等共同体集体记忆的不确定性。以白族为例,许多研究利用族谱文本,分析元明以来大理白族的南京祖源记载与变动,指出受中央王朝政权更迭的影响,当地普遍存在通过变更族谱更改祖源的现象。相对于此,从人类学取径出发可以发现,工具论者视祖源为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工具,容易在文本材料的选择与推论上强调流动性,而忽视祖源是人类追溯自身存在的根基性认同,常为个人或群体所坚持。相对于历史文本分析而言,亲属称谓与亲属实践更具有稳定性,由人类学取径开展的相关研究,可以呈现不同的解释观点与事实。

苗族的祖源传说与身份认同--以清水江上游清江村田氏为例

长期以来,清水江上游苗族内部广泛流传着祖先起源的历史传说。清江村即是清水江上游的一个传统民族村落。清江田氏通过口耳相传一代又一代将自己的祖源传承下去,又通过传统民俗节日不断强化自己的民族记忆。“中原”“江西”和“鼓”等汉文化符号始终贯穿其迁徙、定居、土著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漫长迁徙历程中的记忆,时常与王朝政治、历史发展以及自身利益交织在一起。最后,田氏通过祖源传说,淡化自身“外来者”的身份,追求自身文化的正统性,融入地方社会,参与传统仪式与节日空间的建构,塑造和强化着对祖源历史的深切记忆和对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

扬雄《蜀都赋》的知识来源与真伪辨析

旧题扬雄所作《蜀都赋》的真伪向有争议,文学辨伪常用的研判手段并不足以得出铁证。其实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观念与思想,更堪为确定作品真正时代之法门。自史学维度考察,该赋中“王基既夷,蜀侯尚丛”的祖源传说,实出于晋代常璩对蜀人先祖谱系的整合与重构,不当为西汉子云所知;以哲学角度探论,赋言“坤宫奠位”所依据的“九宫八卦”理论,乃基于后学对扬雄等人所持“四卦-四时”卦气论的发展,故不应是扬雄所具备的认知。通过多维的综合考察,可定所谓“扬雄《蜀都赋》”为托名之作,并反思文学辨伪的方法与实践。

昭穆制度起源新探

基于文献典籍并结合字词起源和汉民族文化可以发现:昭穆制产生于宗庙,是庙位或神位的排列方式。太祖的庙(或神主)位于宗庙西边的中间、东向;太祖以下各代先祖的庙(或神主)分两列摆开,左边的一列称为“昭”,右边的一列称为“穆”。“昭”因南向,向阳、向光,取“明”义;“穆”因北向,背阳、背光,取“暗”义。“昭”“穆”两词的起源和文字符号的选取都有理据可言。昭穆制度与宗庙制度、祭祀、墓葬等密切相关,主要用于去世的家族成员,极少单纯用于在世的后代子孙。

辜鸿铭祖籍地确系厦门翔安古宅

关于辜鸿铭祖籍地的归属,历来众说纷纭。本文试着运用比较论证法,对两篇影响较大且观点不一的文论进行辨析,并且通过对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的实地调研,力求严谨求证,从而提出"辜鸿铭祖籍确系翔安古宅"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