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对文化典籍传播的贡献

本文在叙述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源流、概况和特点的基础上,着重从私家藏书在传播文化典籍上的独特地位、典籍的传播途径和对文化典籍长远传播所起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私家藏书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广泛传播所作的巨大贡献。

善本与清本

在我国现存的古代文献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清代版本,而其中被确认为善本典籍的文献却只有极少部分。这种现象不仅与该部分文献的绝对存世量不相符,也可以认为是对清人在文献工作方面的成就重视不够。究其原因,一是观念的问题;二是从清版文献中选择善本是一项不熟悉和有一定难度的工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取得了实际的成果,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文章就清版善本的选择问题从这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意见,以求方家一哂。

壮族古文字的研究价值与待解谜团

壮族的古文字至少有古壮字、坡芽歌书、甘桑石刻文字三种。古壮字字数敏多,其研究对汉字传播史、自源字与借源字的关系、拼盘文字的发生等研究有重大意义:坡芽歌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文字的基本面貌;甘桑石刻文字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研究将丰富我们对壮族古文字及壮族先民的了解。这些研究的继续,会为我们解决方块古壮文的发生年代、古壮文与花山崖刻的关系、古壮文与水族文字的关系、坡芽歌书的发生、甘桑石刻文字的文字性质等问题创造条件。

基于造园古籍谱系的日本园林观念演变探析

日本造园体系以中国园林为母体,这一点不论是从日本最早记载园林场景的《万叶集》,还是最早的造园古籍《作庭记》都有明确记载。从11世纪末平安晚期造园古籍《作庭记》出现以来,直到19世纪江户时代结束,日本至少有30多种造园书籍被发现,其代表有写于室町时代的《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山水并野形图(抄写本)》等。这些书经由寺院以秘传书形式流传,有多种不同手抄本流于民间而对后期造园书籍的写作都产生深远影响。但目前在中国仅《作庭记》一部得到研究并受到较为广泛的认识。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而言,日本造园古籍是中日造园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也是中日造园比较研究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史料。从对中国造园史自身研究的角度而言,有助于认识中国造园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影响和发展,同时对中国本土造园有进一步认识与解释。本文对现存日本造园古籍的研究从造园古籍的谱系、造园古籍的写作者以及造园古籍的书写体例等方面入手,呈现日本造园古籍书写的历史背景、书写手法和内涵思想,以期探寻其与中国造园思想的源流关系。

知识地方性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版权制度

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版权制度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争议。中国古代存在不同的文本制作主体,从而有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种不同的形式,而这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下有不同的版权保护机制。因此,中国古代虽然不存在西方或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但自有一套版权制度。

瞿冕良先生与《中国古籍版刻辞典》

介绍瞿冕良先生生平事迹及其所撰《中国古籍版刻辞典》。

湿地文献流传问题与对策

作者观点——科学是文化的中坚；文化与科学发展前进螺旋中，显见且极为重要的体现是文献流传。文献流传经典案例，如我国周朝专门管理图书的史官老子创作的知识咨询产品《五千言》等，是常青树。从此出发，反思湿地文献流传存在的7个问题，给出对策思路。面对第一个问题，即湿地学者关于湿地新旧文献衔接的迷茫，首次引用1953年出现wetlands以来的连续性标志事件，提出：远古至1952年为前湿地学时期，1953年至2009年为湿地学创建期，这种分期观点属于湿地学史前沿最新成果。附录则列出110种有近湿地相关描写的中国古籍。针对第二个问题，指出要重视湿地学应用研究，建构净水型人工湿地是破解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举措。简略提及的另外五个问题是：文献资源淹没问题、版权限制问题、湿地文献收录不全问题、湿地文献引文统校问题和文献误传问题。这些问题在即将出版的《趸湿地文献论》专著中，有更为详尽地讨论。这里仅精选其第一章的创新部分。

《管子》流传、定本考论

《管子》具有先秦古书流传的共性:不题书名,不名著者,成书多由子弟后学汇集而就。《管子》自身流传的个性为:虽然流传广,存世多,但并未纳入公共知识领域,又不属于先秦门派,师承家法不严谨,导致篇幅不定,版本不一,不具备经典化、稳定化。这种松散的特性容易掺入依托管子之文。而在这一特殊的流传中,身处齐地的学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刘向从保存古书的角度,将《管子》中依托、窜入内容进一步固化下来。

宋元时期中国文化典籍东传与汉籍回流

宋元时期,中国与周边汉文化圈内诸国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书籍交流成为当时中国与东亚邻国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突出现象,典籍交流以中国输出为主,并出现汉籍回流现象,充分显示出中外典籍交流蕴藏的巨大潜力。

《医宗宝镜》版本源流考辨

[目的]对《医宗宝镜》的版本源流情况进行考证。[方法]以《医宗宝镜》"清嘉庆三年戊午(1798)凌云楼刻本"为底本,以"清末上海蜚英书局石印本"为主校本,同时以"民国上海文瑞楼石印本"及"民国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为参校本,对该书版本源流情况的诸多疑惑之处进行认真调研,指出尚存问题,并认真比较分析。[结果《]医宗宝镜》初刻于清嘉庆三年戊午(1798),由凌云楼梓行,是为"清嘉庆三年戊午(1798)凌云楼刻本";至清末先由上海蜚英书局据初刻本石印出版发行,之后由上海文瑞楼出版,即"清末上海蜚英书局石印本""、民国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该书是由多部前人医学著作内容组合而成,很可能出自书商或者书坊主之手。[结论]对《医宗宝镜》版本源流情况的考辨为后人整理研究该书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有助于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有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论嘉靖本及其历史地位

“嘉靖本”是明代中叶崇尚翻刻宋版热潮的产物。这股热潮能够延续半个多世纪 ,并对后代产生巨大影响 ,应对其社会意义和历史地位充分地认识和分析。本文旨意正在于此。

传播海外的建本图书

宋明以降,建本图书广泛传播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欧各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我国宋以来古籍图书的重要生产基地,以建阳为代表的福建刻书业,可称为“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

论出土简帛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简帛材料大量发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首先,为了解古书形制特征提供新样本,竹简尺寸由长短无定到渐有规制,且篇卷并称,以篇指古书内容,以卷指收藏方式;其次,为校勘古书错讹提供新证据,通过简本和传本对读,可复原正确文本,明了致误原因,平息古今纷争;最后,为厘清古书流传过程提供新线索,应充分考虑不同传播方式对文本演变所起的作用,以“层累形成”的眼光看待古书流传并判断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