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醇小疵:读郭锡良《古代汉语》札记

文章希望郭锡良《古代汉语》能精益求精,本着这一精神,从5个方面探讨了教材的一些问题,以供编者修订时参考。

曾国藩的奏疏之学与古文义法

作为清代中兴功臣,曾国藩对奏疏之学极为重视。他不仅提出奏疏典、显、浅三字诀,而且还主张奏疏的喷薄之势。他一方面肯定了"远近易于传播"、"君上亦易感动"的浅显风格,另一方面对声韵铿锵、气势喷薄的骈文奏疏亦大加揄扬。其对奏疏的甄选、评价乃至草拟,都体现出既强调致用性又注重气势、强调骈散合一的古文义法。其奏疏风格由戆直激切到恬淡老确的转变也和其前后期古文审美取向的演进轨迹一一印证,相互合拍。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诗经》研究的学术著作。它以全新的思想观点、解读和阐释的优势以及对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整合,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充分显示出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理论的巨大意义。

古汉语中容易混淆的用字现象考辨——以郭锡良先生《古代汉语》的注释为例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虽然一脉相承,但二者的差别也很多,这导致"三字"(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问题的产生和复杂化,并且历来都是教学和研究中的难点,稍不注意,就很容易混淆,本文以郭锡良先生《古代汉语》的注释为例,进行考释、分析和梳理,旨在弄清这三者的概念并指出郭锡良先生《古代汉语》注释中对此颇有混淆甚至错误的地方,以资分析探讨。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疏误指正

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中存在一些疏误,文章对此略作指正。

试论班簋所属时代兼及虢城公其人

由于班簋不知何时何地出土,长期以来,学者对班簋及虢城公其人所属时代的考释颇有争议。本文以为班簋应为穆王时器,虢城公又称虢城公遣,应生活在昭王之世乃至穆王初年。毛公更服之城应在东虢,亦即郑地之虢,虢城公是东虢之君,而非西虢之君。

郭锡良《古代汉语》部分注释的商榷

文章对郭锡良等所编《古代汉语》中的一些注释进行了探讨,认为:从话语内容和句式性质上看,"毋吾以也"属否定命令句。从字形、词义引申规律、句意和修辞看,"捲"属动词。从句法看,"形格势禁"是两个并列的状中结构。注释古体字"敖"、"厉"、"冯"、"大"、"县"等时应该用"是……的古体"或"这个意义后来写作……"的格式,注释"强"等通假字时应该用"通"这个术语。"擣"是"搗"的异体字,注解时应该用"同"。"霸"是"伯"的通假字,而不是本字。"闵然不敏"中的"闵"应视为通假字。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郭编《古代汉语》指瑕

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新版本中关于连词“则”的用法的解说有不当之处:第一,举例有问题;第二,第二种关系与第三种关系分开固然有道理,但教材表示“情理上的联系”的提法作为划分的标准不科学;第三,“则”从训诂上没有“原来已经”的意思。还存在“先秦以前的上古汉语”提法不妥当,教材部分注解存在施训不当的问题。

畛域抑或归属——试论郭嵩焘的古文成就及其与湘乡派的关系

晚清时期,湖湘地区人才济济,事功与文学皆举世瞩目,其中郭嵩焘作为湘军集团的代表人物,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一直被其卓越的政治识见与广泛的政治活动所掩盖,学界多将其视为曾国藩幕下文士之一,贴以湘乡派文人的标签。而细考郭嵩焘的古文创作轨迹与创作内容和当时文坛的评价情况,则会发觉其与湘乡派在创作上关联之外还有很大的疏离。

韦昭《国语解叙》勘校考异——以明本四种比勘条目为对象

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金李泽远堂本为底本,参校明丁跋本、许宗鲁本、童思泉本和金李本,形成韦昭《国语解叙》工作条目23条。在此基础上,参稽《国语》其他版本近30种,一一比对覆校,辨明文字,诠解训诂,揭举是非,推阐前贤,案以己意。以辨明《国语》各本是非及各本关系,以利于《国语》之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从治学和用世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从治学和用世角度,循郭沫若"研究路径的进展",并置于当时学术发展背景中,当能给他的古史研究以更为客观的评价。

邓罗、罗慕士《三国演义》英译本形式美的再现

《三国演义》进入英语世界有大约200年的历史,但在西方的影响力不大,读者和研究者均不多。该文从古典诗歌、四/三字格的翻译及篇章结构的角度考察罗慕士和邓罗译本的语言美的再现,并认为古汉语的凝练、人物众多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和文学翻译工作者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只有将语言的形式美译好了,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才能被海外更多的读者认可。

郭本、朱本《古代汉语》中几个重要学术观点的对比评价

对高校广泛采用的两部《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进行学术观点方面的对比分析,便于教者读者择善而从,同时对与此相关的个别错误进行指正。

郭沫若与天才论

天才在中西文论中都算得上是核心的概念和范畴。郭沫若对天才问题也有着持久的关注和研究,其"天才情结"不仅指向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追求,更与其文艺主张、教育观念等紧密相连。郭沫若对天才的理解是中西合璧式的综合把握,客观科学而富有启发性,但由于天才问题的复杂性和种种历史原因,目前人们对郭沫若的天才观的理解仍处在他所批评的"赞"或"骂"的感官阶段。本文力图在中西语境下还原郭沫若的天才观。

郭沫若早期文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新探

20世纪20年代中期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来,郭沫若自觉走上以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历史文化的道路,成为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文史的一代宗师。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回治旧学",所谓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主要包括人民本位标准、历史主义眼光和全面辩证的观点等;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形成其著名的殷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社会说;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主张吸收古代遗产,会通东西文化,以期继往开来,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

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涯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除依靠由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还利用在日之便利获取近代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吸收日本汉学家林泰辅、小川琢治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郭沫若同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关联看,他倾向京都学派,并与两代京都学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谊。是故,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文选释义商榷

由郭锡良等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汉语》中文选释义尚有可商榷之处,需要进一步斟酌,主要表现为注释不够完整、过于笼统、随意增加多余内容、孤立地解释词义等问题,致使词义不够确切,不利于读者对词义的准确掌握。释义要尽可能地反映出词的概念意义,当词的概念意义无法准确通畅地解释文意时,要结合词在上下文中的具体含义灵活处理;应多参考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要充分注重语境的作用,尤其是多借鉴古人据辞例求义的经验。

近30年《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脉诊医籍文献计量分析

目的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的中医脉诊医籍为研究范围,梳理近30年与脉诊医籍相关的文献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综述。方法通过Excel进行脉诊医籍研究数量统计,基于CiteSpace6.1.R3进行作者、机构、关键词分析。结果在332种脉诊医籍中,学者挖掘研究的医籍62种,其中1911年以前(含1911年)的脉诊古籍有50种,研究1912-1949年的脉诊医籍有12种;未有相关研究古籍270种。主要的研究作者有滕晶、孙冰、张丽等;主要的研究机构有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脉诊医籍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王叔和《脉经》、李延昰《脉诀汇辨》、李时珍《濒湖脉学》、郭元峰《脉如》、黄宫绣《脉理求真》、周学霆《三指禅》、余显廷《脉理存真》、周学海《周氏脉学四种》展开。结论建议医学生学习《濒湖脉学》和《三指禅》等脉学专书;建议研究者学习《脉经》;建议临床从业者学习《脉诀汇辨》等清代之后的脉诊古籍。

郭锡良《古代汉语》文选部分注释商榷

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为目前国内颇具影响的高校教材,也是世所公认的优秀教材。其文选部分的注释,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其中还有一些在笔者看来值得推敲的地方。下面分词义、语法、读音、翻译四大部分略举数例加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