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影响是在汉字和汉文化,包括大量汉文典籍输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日本和日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情况,提出日本古代小说的“早熟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助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积累和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入:不同历史阶段陆续传入的中国古代小说,促进了日本古代小说文体的创造更新和艺术上的进步,使日本古代小说的阶段性发展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本文认为,“翻案小说”和“汉文小说”也应该是日本古代小说中不应被忽视的组成部分;日本古代小说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仍然能够坚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特色,则是值得称道的。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

越南古代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其古代散文体小说基本上是"汉文小说",其发生、发展深受中国小说之影响。16世纪前期模仿和借鉴中国《剪灯新话》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漫录》的出现标志着越南古代短篇小说的起步,17世纪以后出现的《皇越春秋》等长篇小说则深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幻: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审美形态

从中国小说的起源上看,源自于民间神仙信仰的"幻化生成"使古代小说包含了"幻"的特质,后经佛教文化的浸染,其想象空间得以拓展和深化。"幻"如同一种文化因子,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从未消失。从以神仙妖怪的传说幻境为主的普泛叙事,逐渐衍化为一种情节类型和文学结构手段,"幻"成为贯穿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叙事传统和审美形态。这种形态在经典的史传"信实"传统之外,一直本真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中。

一路春风 满树花开——近30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掠影

进入新时期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在反思、求新的过程中,从理论观念,到思维方法,逐步完成了大转型。特别是在近30年中,在各方面取得了颇为可观的学术成就:一、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小说史的编著空前繁荣起来,在内容、形式、体例等各个方面都有惊人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尝试引进各种新的观点与方法来重新解释小说史上的现象与发展的规律;力图突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断代史、类别史、专题史特别红火;对小说艺术的特性更为关注,出现了探讨小说艺术发展的专史,甚至就艺术表现或文体特征中的某个专题敷衍成史;多数史著都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角度上注意纵向的描述,勾勒出历史发展的线索;打破了许多研究禁区,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分析问题更为细致。二、大约在1984年前后,学术界掀起了引进国外理论与方法的热潮,开阔了小说研究者的文化视野。一些学人也纷纷择取这些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中国的小说文本。但不管是用传统的还是时髦的方法,大致都致力于解读某一部小说,且也没有一种理论或方法形成主流。相对影响较大的,叙事学一时有较大的市场。三、随着传播学、接受学等学说的引进,研究小说的传播问题也是新时期的一门新学问,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四、在西方"新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兴起了叙事学、文体学研究的热潮。后又掀起了文化热,即把小说与各类文化结合在一起,进行"跨文化"研究。五、从1980年代起,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中更关注小说理论。黄霖在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1981,1985)中,将小说批评专列章节,论述趋向系统化,完成了史的构架。在此基础上,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的研究日趋完整、系统和深入,标志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这门学科已走向成熟。六、随着海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的论著的译介以及改革开放后阅读原著的方便,人们也逐步注意对一些海外名家名著的研究。这类著作中虽然有的内容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促进了我们的研究。

试论嘉庆年间小说的新变

在嘉庆年间,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些新变,预兆了后来小说的发展趋势和各种选择。个性张扬和妇女解放的人文精神得到发展,对传统典雅价值的颠覆在小说中出现,也出现了按照传统价值改造小说的趋向。对于这些代表了新变趋向的小说,还是需要作进一步发掘,对于嘉庆年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也需要重新认识。

中国古代小说目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小说目录学的研究是小说研究的基础,由于中国小说创作、传播的复杂性,以往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小说目录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小说观念的确定、小说文本的收集和整理、小说类型的划分、小说书目的排列顺序。

小说与非小说:中国古典小说新视域举隅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学术研究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至今已三十多年时间，通过思想之解放、观念之转变与学术之开放，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气象，其中新视域的拓展最引人注目。这里仅就个人所知举隅如下。

古代白话小说“把/将”字句语体适应性

拟采用归纳、分析以及对比法重点探讨古代白话小说阶段,“把/将”字句出现的一些比较独特的用法、功能;并探讨了“把”字句与“将”字句之间在语体功能方面的分工,从而得出了随着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的不断发展成熟,作为新兴的口语句式“把/将”字句在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功能的分化也越来越清晰,并产生出了一些只在这一阶段所特有的用法,但是随着汉语的发展以及语法的不断规范,“把/将”字句的某些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却不再出现,使用范围也有所减缩的结论。

何谓“癫狂”——试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颠人故事

癫狂是众多文学化的疾病中十分特殊的一种。人们常常把超出世俗理性之外的行为目为癫狂——这正是以癫狂为主题的小说的基本出发点。小说中的癫狂常常在叙事语境中获得某种特殊的修辞含义,与其医学含义构成相互关联又相互疏离的复调。

基点与滥觞:中国古典小说文献三十年掠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反思求新过程中，从理论观念到思维方法，逐步完成了大转型。特别是在近三十年中，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是过去七八十年所不能比拟的。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基础，也是显示全局工作盛衰的重要表征。其内容是多方面的，

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跨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金银变化母题,关于寻宝中动植物功能、神物作为寻宝器具的信奉,是一个外来的神秘信奉。庞杂的古代金银变化母题,离不开这一外来思路的最初启发。关于“银伥”看守金银的信奉,也当是上述掘宝民俗同一故事的别种说法,及其逆向思维和补充。藏宝掘藏故事中的蛇、鼠意象,其文本渊源,在巴利文本生故事与中古汉译佛经中普遍流传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中,也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

清初小说对古文的渗透:以小说为古文辞

在清初,由于小说持续发展,主流与非主流的文人皆对小说持有较为包容的态度,因此小说向古文的渗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这种渗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清初的一些古文名家如侯方域、魏禧等在理论上承认虚构的合理性,重视细节的描写,其古文创作论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于小说创作论;其二,在创作实践上,不少文人好以小说为古文辞,即将小说的旨趣与笔法注入古文的写作中。清中叶兴盛的桐城派立足于"整肃"散文,这使得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逐渐消退。

胡应麟的小说史研究

胡应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有过深入剖析和独到见解,但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胡应麟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把握中国小说的发展,对小说史的论述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进行,勾画出了中国小说发展进程的清晰轨迹。胡氏小说史研究与其敏锐的史家意识密切相关。胡应麟小说史研究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应该有其相应的位置。

西人所编中国古代小说选本与小说文体的建构

西方汉学家编选的中国古代小说选本,是中国古代小说在西方文本化的重要途径,主要有西人编撰的中国古代小说译文选集、中国文学作品选和中国文学史著作等文本形式。这些文本集译本、样本、选本于一体,相应地具有间质性、展示性与批评性等特征与功能。通过翻译、展示和批评,西人编选的中国古代小说选本不仅实现了中国小说在西方的文本化,而且自觉地以西方的小说观念审度中国小说,从小说的译名、起源、类型等方面实现了对中国小说文体的认识和建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小说在西方的经典化进程。

中国古代小说重写结构型本事的四种基本模式

在利用本事重写时,有的本事及其情节对派生文本的形成具有结构作用,包括本事的叙述结构可用作新文本的叙述模式;情节则可以用作演绎新文本的出发点,或被置于叙述因果链上,以推动叙述的发展,是重写者据以讲述一个新故事的结构依据。另外,重写者还可以通过删削、节取、压缩、摘要等方法抽绎本事的叙述功能体情节。

以古希腊悲剧观照哈代小说的命运色彩

从古希腊悲剧的视角切入,阐述了哈代小说中命运色彩的丰富内涵。在他的小说中,命运以神秘的大自然、遗传与因果报应、偶然与巧合、本能与欲念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体现了哈代对古希腊命运观念的认同,展现了命运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又包含哈代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命运的感悟。

乱世英雄的道德光环与悲剧结局——论中国古代战争小说的英雄崇拜意识

英雄崇拜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 ,但每一个民族基于各自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意识 ,又有不同的英雄崇拜标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战争小说对于英雄的崇拜不仅仅是崇智和崇力 ,更注重英雄的伦理道德标准。由于过分强调英雄的道德修养 ,同时又无以调和高尚的道德理想与严酷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使英雄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

韩柳集中市民意识的文学表现

本文所谓“市民意识”，特指在古代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视商贸活动的新阶层之新意识。中唐时期市民阶层影响渐大，传奇及说话等俗文学日渐昌盛，诗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沾溉世风，以创作表现了这种新形势、新意识，始创以古文作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市井人物形象。除诉诸文学手法之外，柳宗元在接受新兴市民意识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思想需求，予以改造，大大扩展了其“大中”之道的现实内容，为新时代的儒家之道输进了新鲜血液。

《白泽图》与古小说志怪渊源

作为东汉方术、杂占家所作的一部巫书,《白泽图》的成书与道教宗教化密不可分。"尚巫"的时代风气促使"精怪"题材首先在巫书中产生、发展,成为道教徒"自神其教"的工具。《白泽图》中"精怪"题材的特点在于确立了"物老成精"的构思模式,这种构思模式一方面继承了上古神话的图腾造像,另一方面为小说,这种新兴文体注入了叙事活力,并影响着志怪小说乃至明清章回小说叙事艺术的演进。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论略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与古代小说的复杂演变相联系,又受制于本土文化等级秩序、价值理念、思维习惯、审美趣味等,可析为杂小说观念与文学小说观念两个系列,二者相通而又相对独立。前者的内涵有一个位移的过程,并得到了文化等级秩序上的史志学分类。后者作为一个系统主要由今人而非古人建构,历史上对其所作的阐释有限且多为负面,但于明后期出现了价值判断上的巨大扭转。这种扭转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小说评点大繁荣,具体而言有本体论、人物论、技巧论三方面,而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估又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