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地区的民族冲突与文化融合

亚述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民族直接的不断冲突和融合成为亚述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阿卡德人、苏美尔人,阿摩利人、胡里安人及阿拉米亚人等众多民族纷纷侵入亚述地区,亚述人在与入侵民族的冲突中也不断地吸收这些民族的先进文化,不断地与这些入侵民族进行各方面的融合,亚述人与这些入侵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亚述文明。

对民法始于古罗马的质疑

学术界提及古代民法,一般都会谈到古代西方,或者是希腊,或者是罗马,而对古代东方的民事规范却很少关注,甚至认为在古代东方社会,根本就没有民法,或者说不存在比较系统、成熟的民法。针对学术界的这一倾向,本文以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为切入点,联系古罗马民法进行一些比较分析,力图说明在古代东方(西亚地区),不仅存在着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民事规范,而且它比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民法都要早,民法起源于古代东方,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地区。

20世纪的古埃及文明研究

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前后两个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20世纪上半叶，既有单一的古埃及文明的专题研究，又有“近东”区域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20世纪下半叶，除了古埃及文明专题的更加深入、细致和多视角的研究外还把古埃及文明扩大到地中海区域文明中，使东西方文明连结为一体，并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进行研究。

试论英国中近东政策的形成

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关于“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的中近东政策经历了不明确、初见端倪到形成确立的变化过程。本文分析了这一变化及变化的原因,并阐述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根据英国中近东政策的需要,促成1841年《海峡公约》的签订。

先秦时期古蜀与近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古蜀三星堆文明发现了大量异域气息浓烈的青铜器、金器、神树、琉璃珠等。与之类似的异域因子在古蜀的周边和中原地区并未发现,而在古代近东地区却有大量的相同和相似的发现。根据这些器物所根植的主要内涵进行分类,将金杖、金面罩归为政治因素,将琉璃珠、丝绸贸易归为经济因素,将青铜雕像群、青铜神树归为文化因素,通过深入研究和剖析古蜀与近东在这三个方面考古物证之间存在的相同和相似点,以及各自的特色、形式和传播路径等,从而求证出古蜀与近东地区切实存在着的交流关系。

神王与神仆——《王权与神祇》中古代近东诸王权形态之比较研究

富兰克弗特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古代近东文化史研究专家,他对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宗教与王权的研究,因其独特且富有启发性的视野与观点引发了学界诸多的讨论。通过比较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观念的差异性,富兰克弗特认为两河流域的季节更替使得王权成为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体,并且与弗雷泽、葛兰言等人的古典文明社会研究构成对话。富兰克弗特试图呈现古代近东"神圣王权"的不同形态,对于人类学的神圣王权研究而言,《王权与神祇》无疑是我们理解古代近东王权形态及人类学王权理论的一座"桥梁"。

古代近东野人叙事传统与希伯来野人叙事传统——以恩奇都与参孙为例

希伯来文化诞生于古代近东文化的土壤,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野人叙事就是这种联系的体现之一。恩奇都与参孙分别是古代近东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中野人形象的典型代表,对二者之间的异同加以分析,能够证明希伯来野人叙事传统与古代近东野人叙事传统之间“借壳”而“异质”、影响而超越的关系。尽管参孙暴躁、任性、与动物关系密切的特征彰显了他的野人底色,但在希伯来文化语境的特有观念下,参孙最终却成为具有拿细耳人和士师身份的希伯来英雄。

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使节

在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大国外交中,使节可分为信差、一般使节和特使三类,吃苦耐劳、忠诚、机智是使节的基本素质。在外交权限上,使节权力有限,在王室联姻等重大外交事务上往往得向本国汇报和请示。在外交豁免权上,阿马尔那时代的使节似乎还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

《新巴比伦法典》民事规范源流考

公元前626年左右,古代西亚地区进入了新巴比伦文明时期。其时,颁行的《新巴比伦法典》详细地规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损害赔偿以及买卖纠纷的处理规定;二是婚嫁过程中的财产赠与及其纠纷的处理规定;三是财产继承的规定。这些民事规范秉承了古巴比伦民事成文法、古亚述民事习惯法的法律传统,颇具特色。它对古代民法的贡献在于:民事权利主体的等级化、婚姻家庭关系的契约化以及财产流转的程式化。因此,《新巴比伦法典》是美索不达米亚法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人类民法的起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