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th,History,and the Ancient Novel:Sarah Allan,Literary Anthropology,and Sino-Hellenic Comparison

本文运用全球史方法,以近期中西方学者对早期中国和古代希腊的神话及史学研究为依托,探讨神话的本质及其与历史、小说的相关性。首先,本文介绍了艾兰与叶舒宪对中国神话的考古—文学人类学式研究,强调了中国—希腊比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并考察了艾兰与鲁威仪对神话的定义、劳埃德与狄庭的跨文化分析、"从神话到理性"的命题,以及中希神话及其各自语境的异同。其次,通过阐释"神话历史",并对比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史家、史书,本文认同历史与神话紧密相连的观点。最后,本文指出,古小说与神话、历史同为颇具流变性的叙事文体,对三者的中—希比较将有益于理解三者近似但各异的本质。

从学术概念到文学文体的迁移——文类语境下古代小说的演进逻辑

先秦至汉代,小说是一种学术概念;汉末至唐,小说是一种广义的文类概念;由宋至清,小说不仅是一种文类概念,更是一种文体概念。这三种小说概念的演进契机是时代与文风的丕变。在中国古代的文类语境下,概念小说通过向各散文文体的迁移,最终形成了小说的各种子文体:向笔记文体迁移,形成了笔记体小说;向杂史杂传迁移,形成了传记体小说。这是古代小说在中国古代文类语境下的独特演进逻辑,也是小说文体在演进过程中自我扬弃、创新的本质体现,这对于我们思考古代文学中其他文体迁移现象或有启示意义。

论相术与古代小说神秘性叙事的演进--基于《太平广记》相部小说的考察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悠久的神秘性叙事传统,相术是促成此种叙事传统的神秘文化之一,它既是先验的方术,又是人们的价值观及命运观的间接呈现,演绎出独特的文学文本。《太平广记》是较早将相术小说结集的类书,集中反映宋前尤其唐五代时期的小说依托相术形成的神秘性叙事。《太平广记》相部小说以超能的相术与相师为叙事主体,神秘性叙事隐含着世人探知命运、趋利避害的心理及作者宣扬命定观的意图,神秘文化驱动作者叙写神异故事,但又因作者宣扬神秘的单一意图而缺乏丰赡的情节。相部小说是古代小说神秘性叙事发展至中期阶段的作品,拓宽了此前仅以纪实、记异为目的的创作方式,为相术成为后世小说神秘性叙事的功能事象奠定基础。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

用历史的眼光清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地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以今例古”“以西律中”不是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史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而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本来面目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能让人们真实地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深入认识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算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自身的历史。中国古代小说既有被正统文化所接纳的士人小说,也有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通俗小说,还有由近古市民小说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代公民小说。而反映这些小说的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必须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说明,才能建构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

小说研究系统的新构建

研究都有相应的系统为支撑,其性质取决于研究者的设想与思路,反之,该系统包含的元素及其间相互关系,决定了研究进展与最后成果形态。古代小说研究论文数以万计,绝大多数为作家作品分析类,或由其组合而成的宏观研究,它们都由同一类研究系统所支撑。其实,古代小说可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应的研究系统也应多样化。以已有研究系统的调整与重组、情节主线外信息的系统构建,以及跨越作品的零散信息的系统构建等为例,可以对小说研究系统的新构建进行探索。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牧童指路”事象——以明清通俗小说为例

“披蓑衣、戴斗笠、骑黄牛、拿木笛、指明路”的牧童形象一直为学界关注,文章试以明清通俗小说为主体,探究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牧童指路”,从小说文本中“牧童指路”的类型、产生的原因以及此类形象的叙事功能三个维度展开,以期对“牧童指路”事象作初步探讨,拓宽对古代小说叙事的认识维度。

古代小说文献研究与数字化之思考

相较于诗文文献研究,小说文献研究与数字化工作仍显滞后。小说文献研究,对“小说“”文献”两方面均有价值。从研究方法上说,小说文献的特殊性、复杂性在古典文献研究中均较少见,故其可以丰富既有文献学的方法,并与最近兴起的抄本研究形成呼应。理想的小说数字化工作应立足于以下两方面:在学理层面,对小说文献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加以反思,拟定义例,建立标准,达成共识;在操作层面,采取联盟协作方式,打造学者共同参与的共同平台。数据库设计应在初期充分考虑小说文献研究可能涉及的需求,分阶段按重要性逐步完成。

“数字化+”背景下古代小说研究的拓展维度

文献数字化作为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的基础,最初主要应用于文献版本学。“数字化+”是伴随着数字化转型而产生的古代小说研究新趋势,其核心仍是数字化文献及比对方法,但通过技术叠加复合不同形成了“数字化+GIS”“数字化+可视化”等多种路径,从而推动文学图像学、文学地理学、文学地图学、文学景观学、小说知识学等新兴领域的发展,并可与文献学、叙事文化学、小说评点研究等形成整合互动。随着“数字化+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逐步建设,古代小说研究将进一步从“数字化”“数据化”走向“数智化”,这实际对文史学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古代书写朋党之争不成功的小说殿军

清末时事小说《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作为一部“戊戌案的后党为平息反动争取同情而作”的书写朋党之争的小说,生动地写出了康、梁“朋党”沦为“奸党”“逆党”的过程,刻画出了康有为等人奸诈、谋逆的乱国贼子形象。它虽然是古代书写朋党之争的小说殿军,但是其党争书写并不全面、深入,因此是不成功的。

新时代古籍智慧化服务实践探讨——以古典小说续作研究场景为例

新时代古籍智慧化服务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古籍智慧化服务场景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古籍智慧化服务场景发展演进路径,以上海图书馆的古典小说续作研究服务场景构建为例,分析构建中的难题。本文结合实践和技术发展特点,对利用数字人文及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新时代古籍智慧化服务进行深入思考,建议积极利用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等前沿技术解决古籍智慧化服务实践问题,加强古籍文本语料库建设,探索知识组织新模式,建立共同生态,促进古籍智慧化服务创新。

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述论

根据对现有数份书目的统计分析,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总量可观,但其主体为清中后期坊刻本及清末民国时期铅石印本,学术文献价值相对较高的明版及清早期刊本藏量有限。不过,其中仍不乏孤善之本,既有《型世言》《莽男儿》这样的中国亡佚小说,也有《皇明英烈传》《百家公案》《廉明公案》《醒世姻缘传》《引凤箫》等明清小说的早期重要版本,足资学术。而在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中,朝鲜王室及燕行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虽说在儒学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朝鲜半岛中国通俗小说整体上仍难以登入大雅之堂,但凭借汉字文化的特殊力量,它们终究在或明或晦的时空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朝鲜人。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命名行为”书写及其喻义表达

人物“命名行为”书写是古代小说中的有趣现象,是古代姓名文化在小说中的反映。命名者通过命名行为展示自身的“权威”,并以此实现自身“威权”的传递。被命名者在面对命名者命名行为时的不同选择,喻义着被命名者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声明。人物“命名行为”书写是古代小说艺术的组成部分,具有写人增色、组织结构、传达思想的表达之效。

古代小说中的狐男形象及其衰微

狐男形象作为狐形象重要的一支却少有人关注。狐男形象起源于氏族图腾,在“雄狐淫”和“胡博士”两种原型基础上发展出了狐书生、狐侠、狐父等特色鲜明的形象。形形色色的狐男形象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或体现作者创作心理,或体现社会文化。然而狐男形象却逐渐走向衰微,最终成为了志怪小说中一个黯淡的形象。这与社会对两性观念的转变,文人在儒学纲常伦理中沉淀而成的女性化心理,以及士人们欲在文学创作的想象中抚慰内心伤痛的创作动机是息息相关的。

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和儒家化倾向

中国古代判词文体形成于西汉,成熟于唐代。宋代以来,一方面,因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商贸活动兴盛,利益纠纷更多,诉讼案件和判词量激增,判词的书写更为官民所重视;另一方面,也由于印刷术发展,更多判词集得以传播。现存历代判词既有实判也有虚判,实判是古代判官审理案件的具结文书;虚判则范围较广,其中既有士子科举应考之作,也包含了宋元明清小说中插入的判词。无论是引经据典、文风缛丽的骈判,还是作为小说结构部分的判词,都具有明显的文学性特征。又因为判案官吏深受儒家教育,判案时注重维护人伦亲情,兼顾情、理、法统一,推崇息讼,向往无讼,判词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法家书呈现出儒家化倾向。

基于云班课的“中国古代小说”模块化教学探究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应用型人才需求量大增的时代,高校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基于云班课平台的“中国古代小说”模块化教学改革,从地方应用型高校“中国古代小说”的教学实际出发,借鉴区内外同类高校的“中国古代小说”教学模式,重新优化组合教学内容为基础理论类、阅读鉴赏类、应用实践类、研究创新类等模块,并有效利用互联网资源,调整教学方法,建立起较为合理的过程性考核与期末综合测评相结合,注重追踪反馈的评价机制,按需施教,以求最大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研究创新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与教学策略新探——以明清小说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载体,其蕴含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念符合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大背景下高校所践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开发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古代文学明清小说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可尝试将其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形成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将其融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课堂教学内容与设计里,并在考试与考核中注重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结合。

论“博物君子”与古代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博物君子"是汉代出现的文化群体,参与了古代小说的原始生成活动。在后世小说生产、接受、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可见其身影:他们是小说的编纂主体之一,也是推动小说在世俗领域流通的主力,是小说编纂者心目中的"期待读者",也是"小说家言"得以存在、流播的现实根据。而作为"舆论领袖",他们既是将小说推向更广泛流通渠道的"中介",也是最早的小说批评者。总之,"博物君子"在中国古代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历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表征与隐喻: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及其主题阐释

中国古代的疾病叙事由来久矣,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在经史典籍中的疾病叙事向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事的演变过程中,疾病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已突破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一基本含义,开始作为喻体来指代各类有损国家利益的因素。疾病叙事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内容属性上有实笔与虚笔之别,前者可称为写实型,后者可称为隐喻型。两种笔法对应着不同的主题表达,一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表征,一是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具体包括了个体层面的道德隐喻、命运隐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隐喻。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因果报应观念成为小说叙述中道德缺失导致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相反,道德的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愈。就命运隐喻而言,一些明清小说名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绘了精神性疾病的具体病症表现,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就政治隐喻而言,晚清小说家往往用疾病来比喻满目疮痍的中国现状,批判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之弊端,提出改良国家之方案。以上三种类型,就疾病叙事的内容而言,包含了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就作品题旨而言,则又交错着“病”“医”“药”的三重隐喻。最后,可以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观念两方面来阐释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极为深湛的文化意涵。“天人合一”说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违背自然规律将是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医儒同源”观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医儒之道本自相通,治国与治疾原理亦可相通,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乃是两者合流的结果。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昭示后人: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不止在于医人之病,更在于医世与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