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拟仿及其诗史价值

作为汉乐府古诗的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和拟仿与其所处的诗史、批评史坐标以及对自身体制、风格的体认与反思互为表里,复杂交织,并提炼出了从风格性词汇、成句、套语到比兴手法、抒情艺术在内的一系列技巧和手法,从而达到了对汉乐府古诗体制、风格的某种高仿真式再现,同时也透出尚巧变之风。对于风诗传统的重视以及吴声西曲的风靡与熏染,使得齐梁人在彰显古诗风谣特质的同时也重新激活了以《江南》《有所思》为代表的汉乐府民歌抒情一体。同时,又与对吟咏情性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题材、风格趣味相结合,造就了众多以相思别离为题旨的拟古、古意、送别之篇。这些类型化、风格化的"古诗"新范式,既是唐人学习齐梁诗的重要对象,也是上溯汉魏古诗艺术体制和抒情传统最重要的中介。

韩谪居期间诗歌创作的情感心态浅说

韩的诗歌创作,以其被贬谪为界,具有明显的前后变化。在其漫长谪居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他对李唐王朝怀抱忠敬之心,表现出一种坚贞无悔的孤忠心态,同时又受唐末政局和自己被两度贬谪的人生遭遇的影响,认同了远祸全身、疏离官场、避世隐遁的生活模式,表现出一种较典型的谪居情感心态。

《古诗十九首》与东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对生命的深沉咏叹是《古诗十九首》的魅力所在。这种忧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是在旧有价值被东汉末文人否定的过程中产生的。当东汉末文人将目光由功名、天下转到关注自身时,他们便产生了一种生命易逝的伤感悲观情绪。为了消释这种悲哀,东汉末文人在《古诗十九首》中作了种种探寻和选择,反映了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追求与探索。

明末清初云间派的复古宗唐诗论

明末清初的云间派以前后七子复古思想为宗,探究了其复古诗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涵及对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其诗宗趣开元,认为宋之诗衰敝,明诗振兴之功则体现在理论和创作诸多方面。云间派同人揭开了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从《古诗十九首》浅析拟女性写作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高度成熟。在这一组诗里,诗人反复吟咏的是游子和思妇这两个主题,在创作手法上则表现为有意识地运用拟女性写作。《古诗十九首》不仅是对先秦时期无意识的拟女性创作的继承和突破,更是对唐宋时期这一手法的大肆盛行的酝酿和开启。

中古“学人之诗”的类型与诗体革新

中古"学人之诗"有三大类型。一是思考自身命运式的汉末古诗;二是自我理论思辨式的东晋玄言诗;三是展现自己知识式的永明体。"学人之诗"的三大类型都具有引领诗歌发展的意义。"汉末古诗"的不入乐,不受乐府机关管束,整齐的五言,也利于自由地抒情。玄言诗多用雅正的四言,显示出高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典故的运用,既是"学人"不直述对象的内敛,又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张扬,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声律入诗",使诗的诵读在脱离了音乐性之后有了极致的发挥,"学人之诗"以学人之所长为诗歌制定规则。

论李涵秋“沁香阁”诗

李涵秋是清末民初与林纾、包天笑齐名的"小说三大家"之一。其三十六岁之前主要是一位诗人,曾经领袖武汉诗坛。其长达二十年的诗歌创作逝后被友人编年结集为《沁香阁诗集》,共三百四十余题六百多首。若以体裁论,近体律绝占大多数,有五百一十多首,古体和歌行体一百多首。以其二十九岁(1902)为界,其诗风格前后变化明显。前期诗作三百余首,且多为简短的写景抒情之律绝,体现出以绮语呈疏狂的风格;后期诗歌体裁多样化,尤其长篇古体和歌行体的大量熟练写作,展示了诗人抒情方式的进步,由于生活面的拓宽,诗歌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表征为以平淡蕴沉郁的风格。对沁香阁诗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

读《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

《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是一部从中古汉语角度探讨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的专著，它以扎实的考证为基础，探讨了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的源流、构成和特点，并在中古汉语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

东汉末年的宗室刺史、州牧是割据势力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任命方式先后经历了皇帝亲自任命、权臣控制皇帝任命、割据势力相互尊称和自称等,这个过程正是汉末刘氏皇权逐渐衰退的缩影。在与其他主要割据势力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宗室刺史、州牧于其割据地而言有着很强的“客居性”,这使其既要借助割据地内的地方豪族力量补充自身不足,又要抑制他们的发展。作为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割据势力,刘焉和刘表先后僭越,但追求帝位之路终因个人因素和时代限制而夭折。

“诗史”精神的确立——杜甫在唐末五代的接受探析

由于社会动乱的原因,相似的文人命运使唐末五代文人首先确立了杜诗“诗史”地位并效仿之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又由于文人大多得不到重用,各个政权的腐败,杜甫的讽谕手法及寓议论于叙事的艺术手法也被唐末五代文人继续发扬。尤其突出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诗和韦庄对杜甫的接受和仰慕。

汉末魏晋文人五言诗人文意蕴探析

汉末魏晋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提供了文学发展的丰厚土壤,文人士子们在诗中或抒发昂扬奋发的热情、显露英雄气概,或抒发壮志未酬的苦闷、失意的无奈,或悲叹时光之飞逝、生命之短暂,或留恋物质生活的享受、流露及时行乐之情,或自然流露男女之情、真诚表白相思之痛,或走向自然、回归自我,或超然物外、追求玄思妙理。这些情感均来自他们的真实感悟和亲身体验,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生活,构成汉末魏晋文人五言诗特有的人文意蕴。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古诗时代到拟古时代——《文选·杂拟》中的文学史观

《文选》诗卷中的“杂拟”一类,一向被看作是以题材为分类系统中的附属或溢出部分。通过对“杂拟”与“杂诗”及“拟乐府”这两个相近门类的比较,能够厘清“杂拟”概念的界定及其用意。“拟乐府”之作仍归入“乐府”门类,而模拟汉魏杂诗的作品却自称“杂拟”一类。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标志着一个文学观念的结点,即始自南朝的诗学上的总结与典范意识确立。从技法来看,“杂拟”类的写作试图恢复汉魏古意并抵御齐梁以来风格的浸淫,体现出许多复古的词汇句法特征。直到唐代,这类诗歌仍参与确立区分与评价五言古诗风格类型的基本标准,由此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前人关于唐代五言古诗的一些判断。

《古诗十九首》“建安说”质疑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及作者,粱启超的东汉末年文人说几成定论,现代学者又确定为下层文人所作。近年来木斋先生发表系列文章,提出"五言诗的这种意象抒情体制,是由三曹六子以及曹彪、甄后等诗人所共同创造的",且考证精审,论据博洽,影响巨大。但从文本的思想内容与时代的关系以及语言风格、创作心态诸方面分析,仍有可疑。

创伤记忆与《古诗十九首》及其拟作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与中国文人的士大夫情结产生激烈碰撞,形成影响深远的创伤记忆,并烙印在《古诗十九首》中,使其蕴含一种悲剧性立义:对自然的感慨、对情爱的焦炽、对死亡的恐惧、对政途的渴求。后世文人受到共情的影响,延续创伤记忆并呈现在《古诗十九首》的拟作中。《古诗十九首》拟作围绕强化创伤与走出创伤两个主题,反复低回,一唱三叹,最终完成自我救赎。

梁鼓角横吹曲中的汉魏古辞

梁鼓角横吹曲是南北文化互动交融的产物,包括了从汉魏直至南北朝多个时代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本身即为汉魏古辞,如《陇头流水歌辞》《陇头歌辞》《紫骝马歌辞》;有些作品则在语言上化用了汉魏乐府,如《企喻歌》《黄淡思》《幽州马客吟歌辞》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晋室南渡后乐府旧曲和乐工部分留在了北方,且汉文化在北地本来就有深厚的渊源和传统,加之水深土厚,民得其质直,故"其辞多古语"。

试论汉末魏晋南北朝临终诗文的艺术特色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死亡无处不在,据现存文献记载,时人临终前留下不少诗文。临终诗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具有情感真挚动人,用语通俗明白,典故的固定使用,理性的随处显现等独特的艺术价值。

《古诗十九首》思妇形象与东汉末年士人心态探析

《古诗十九首》主要为游子之歌和思妇之词。《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追求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在社会动荡、时序更迭和人世离别的境遇中思考自我的人生价值。《古诗十九首》为“男子作闺音”的创作,士人塑造的思妇形象实际上是自我心灵的写照,体现士人在东汉末年乱世背景下爱情心态的变化以及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袁宏道诗学史意义的再检视

袁宏道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值得重新检视。他一般被看作"性灵文学"理论的代表,但各种不同性质的文献均可证明,其对晚明文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理论阐释,而是扭转了笼罩诗坛的复古风气。其论诗火力集中于揭露复古弊端,其诗歌写作则从诗歌本体观、审美观、语言观等方面对古典诗学基本原则构成挑战,试图打破古典主义诗学的藩篱。晚明时期,不少士人难以找到稳定的价值依托,种种感性的矛盾冲突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这些冲突被带入诗歌,成为突破传统诗学规范、要求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动力。尽管这种变化没有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完全实现,但袁宏道给中国诗学带来的另一种可能性却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