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王权与宗教——对古埃及语中“钟爱之地”(tA-mri)概念的考察

我们所熟知的“埃及”一词源自对埃及语中“普塔神庙”这一术语的多次转写。实际上,古埃及人在称呼自己的国度时通常使用“黑土地”与“钟爱之地”这两个术语,但两者在文本中的运用不尽相同。当古埃及人在使用“钟爱之地”时,往往将它与宗教和王权紧密联系在一起,“黑土地”则偏向于描述国土的概念以及埃及土地的外观特征。目前,古埃及文献中的“钟爱之地”最早可追溯至中王国时期。然而,通过对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考古文物的分析,结合中王国时期奥西里斯崇拜和农业的发展,或可推断“钟爱之地”是中王国时期的王权以早王朝时期的“水边之地”为基础,用以重塑统治合法性和社会认同的一种政治宣传,反映了古埃及文明以农为本、王权神圣的基本特征。

法老时代埃及王权的演进

法老王权在整个古代世界文明中是极具特色的,它几乎成为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同时,它也与埃及国家的兴起、强大、顶峰、分裂和埃及文明的形成、发展、昌盛、衰落息息相关。从法老王权的演进可以看到整个古埃及文明的行进脉络。

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由于新材料层出不穷,故而应不断仔细观察和检测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个案,对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进行坦诚直率的讨论,才能切实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因而,应重视已有材料的片断性和残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的考古案例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应进一步加强推动国家动力的研究。

古埃及王权成因探析

学界关于古埃及王权成因的探讨很少,关于其形成背景的探讨也仅仅集中于前王朝末期。将叙述起点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探寻古埃及王权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各种条件。从长时段来看,几十万年的物质和文化积淀为公元前4000年之后古埃及社会的较快发展和王权的逐渐出现奠定了基础。涅迦达文化Ⅰ和Ⅱ时期,社会复杂化推动了王权的形成和发展。涅迦达文化Ⅲ时期,以征服战争和献祭仪式为主的诸多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使王权更加巩固。可以说,古埃及王权的形成时间或许可以提前400多年,而其形成则是古埃及史前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复杂历史情境当中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且长期积累的产物。

开放的王权体系:政权转移的中国古代路径

与古代日本和西欧中世纪封闭的王权转移体系比较,中国古代的王权转移是一种全面开放的体系,这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条独特的政治文化路径。该路径是在经历了秦皇朝封闭体系的试错过程之后才稳定下来的。中国古代在王权转移上为何会走上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路径,形成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和主观能力,并不太注重血缘世袭的"德政"文化传统?归根结底取决于两大因素:其一,中华的主体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所需要的直观经验,形成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缺少形而上的思辩性的哲学观,从而崇拜世俗权威,重视主观能动性;其二,中华文明初期就形成了"中原地域中心"观念,使得各原始部落族团展开了对中原地域的持续争夺,形成了中原历来的统治者不是中原原住民的传统,中原成为移民文化的渊薮,民族文化融合的熔炉,从而为重视道德修养和主观能力预留下发展的空间。

古代伊朗的王权观念

在古代各国历史中,王权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论述了古代伊朗王权观念的起源、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伊朗历史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

古埃及的隼鹰崇拜与王权运作

从史料来看,古埃及人虽然对隼鹰进行多种形式的崇拜,但仍以荷鲁斯崇拜为主。古埃及人之所以将隼鹰崇拜为荷鲁斯,根本原因是这种充满神秘力量的鸟可以用来创造王权的神圣性。埃及国王在王衔、国王雕像以及神庙和坟墓浮雕中将隼鹰神荷鲁斯作为主要元素,甚至在国王的各种仪式中将荷鲁斯作为重要成员,其目的是宣扬王权的神圣性、保障王权的持续发展。隼鹰崇拜与王权运作的关系能够长久持续下来,与古埃及文化的内在特征有很大关系。

古代埃及王权历史表述模式的起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埃及的国王能以神的身份进行有效的统治,可见王权的思想起源很早,且思想深厚。和王权相关的有效的"历史"表述是王权正常运转的必备的宣传工具,象征性的符号体系、可视的文字艺术以及和王权的连续性相关的编年记录、王表与年代记等,一起营建起了强大、神圣却又神秘的王权形象。而象征符号、可视文字以及编年纪录的最初根基在早王朝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已经悄然铺开。

古代大陆移民与倭王权的形成——以难波津之歌为线索的考察

古代大陆移民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在日本列岛内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这些文明成果又为倭王权所利用,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并促进了倭王权走向成熟。难波津工程的建造与难波津之歌的产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倭王权的统治下,古代大陆移民在创造了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难波津工程的同时,还在劳动过程中创作了"难波津之歌"这首著名的和歌。伴随着古代日本律令国家的形成与倭王权的强大,难波津之歌便成为倭王权用来宣扬其对内外统治的精神工具。

希伯来与古埃及王权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同属中东古代文明,二者在政治体制上同属王权政治。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二者的王权政治已有很大的区别。在神权方面,希伯来上帝将更大的权力授予更广泛的人群,埃及神灵则将权力授予君主;在王权方面,埃及王权比希伯来王权更加集中;在王权与神权的博弈中,希伯来是契约关系,而古埃及基本上是遵从关系。希伯来采取了有限君主制,而古埃及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形成不同政治体制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历史观的不同、文明属性的差异、民族特性的区别,还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

古埃及那尔迈调色板的社会记忆功能

那尔迈调色板是古埃及前王朝末期的重要物件之一。由于那尔迈调色板考古出土环境混乱,学界关于其浮雕的解释各异。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看,那尔迈调色板及其浮雕不仅用集中的肖像文字同时描绘了前王朝时期的战争和仪式现象,还对前王朝时期的文字、文化观念、手工业等发展过程进行了广泛概括,更对埃及与外界交往和初生统一国家社会状态做了历时性记录。可以说,那尔迈调色板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记忆功能。

新巴比伦王纳布尼德与古迹修葺

新巴比伦王纳布尼德被近现代学者誉为“考古学家”或“古物收藏家”,主要原因是他在位期间的文献详细记录了他的古迹修葺活动,体现了他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中的先进理念。本文总结他的古迹修葺活动的具体表现,讨论其背后蕴含的古代两河流域王权实践传统,以及纳布尼德的个人意图。

从王权与神权的斗争看宗教对古埃及文明的负面影响

在古代埃及的历史发展中,宗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宗教是国家管理的基石。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有宗教的影响:从生到死直至来世,从法老到庶民人人都依赖一系列的男女神灵来保佑世界的安定和谐,保佑粮食丰产,保佑战争胜利,保佑所爱的人健康不受伤害,与其相伴永生。尤其在政治生活里,宗教的作用更加显著。但由于时代所限,古埃及的宗教体系并不完备,因而给埃及文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神王与神仆——《王权与神祇》中古代近东诸王权形态之比较研究

富兰克弗特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古代近东文化史研究专家,他对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宗教与王权的研究,因其独特且富有启发性的视野与观点引发了学界诸多的讨论。通过比较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观念的差异性,富兰克弗特认为两河流域的季节更替使得王权成为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体,并且与弗雷泽、葛兰言等人的古典文明社会研究构成对话。富兰克弗特试图呈现古代近东"神圣王权"的不同形态,对于人类学的神圣王权研究而言,《王权与神祇》无疑是我们理解古代近东王权形态及人类学王权理论的一座"桥梁"。

考古与历史的合证:由蜀地中原青铜礼器演变说古蜀王权更替

商周至战国,蜀地考古发现的中原青铜礼器在形制、组合和功能上均有明显变化。从年代上说,蜀地中原礼器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商晚期、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其中,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发生了由“尊+罍”向“列罍”的转变,并在功能上由神权祭祀用器变为酒礼器,表明西周时期的蜀,与周的文化交流愈加深入。这同文献记载的蜀参与武王伐纣、成周会盟相暗合。特别是,蜀在成周会盟上献文翰(鱼凫氏象征物)表明西周的蜀为杜宇氏。因此,商周之际蜀地青铜礼器变革,正是杜宇氏代替鱼凫氏的历史表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以鼎为核心的楚文化青铜礼器组合取代此前“列罍”的规制,以及楚系文字传入等现象与古蜀史传中开明氏源自荆楚、入蜀后代替杜宇氏的史实相合。

古代埃及神权与王权之间的互动和联动

本文考察了古代埃及从王权国家产生伊始到新王国期间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侧重分析了古王国时期神被视为国王的保护者、中王国时期国王变成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新王国时期国王因神的意志而动三个方面,试图说明这些特征在时间上先后生成的历史原因,同时揭示王权与神权之间彼消此长的总的趋势。

王权、节日与麦地那工匠村:阿蒙霍特普一世节日研究

依赖王权支持而产生的阿蒙霍特普一世节日在麦地那工匠村发挥着重要作用,凭借阿蒙霍特普一世个人崇拜的信仰基础以及后世统治者的支持,这一节日成为王权与麦地那工匠村紧密联系的桥梁。以纪念国王为主题的阿蒙霍特普一世节日,通过节日巡游重现国王死后神化的过程,在巩固阿蒙霍特普一世地位的同时,王权也得到彰显。而节日中以国王为主导的神谕审判则是国王和麦地那工匠直接沟通互动的重要途径,当地民众不仅借助国王神谕解决日常纠纷,还以节日为窗口展现出麦地那工匠村的社会生活状况,于是,节日、王权和麦地那工匠村三者共同构建起了一个稳定的关系网络,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阿蒙霍特普一世节日,成为我们研究麦地那居民生活及其与王权互动的主要对象。

印度古代文学中“女神为妻”婚姻模式嬗变研究

在印度古代文学史上,"女神为妻"婚姻模式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发展演变历史,可以分为雏形、成形和定型三个阶段。该模式在吠陀时期(前1500-前500年)已具雏形,为国王与女神的夫妻关系做了铺垫;史诗时期(前4-后3世纪)成形,为"女神为妻"融入帝王婚姻奠定了基础;梵语古典文学时期(公元1-12世纪)定型,确定了大地女神和吉祥女神与君王的婚恋关系,经过马鸣和迦梨陀娑的加工改造,该模式成为梵语古典文学中一大写作程式,在"英雄喜剧"类作品中尤其凸显。此后,涉及帝王传记或传奇故事的梵语文学作品和铭文均沿袭了此种婚姻模式。蕴藏于"女神为妻"婚姻模式中的王权女性化及其性情的构想,与印度先民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王权观念、审美情趣均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