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对古乐府、新乐府、歌行表现功能的研究

如何廓清乐府、新乐府、歌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话题之一,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尝试以“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三大表现功能为基础来考察三者关系。从对乐曲的联想程度来看,乐府高于新乐府,歌行则接近于新乐府;就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客体化来说,歌行趋于第一人称化和场面的主体化,新乐府则位于乐府与歌行之间;至于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相较于乐府,新乐府和歌行均对表现意图给予了完结化揭示。松浦友久的观点及视角对“诗歌样式与表现功能”话题的探讨有着启发作用。

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

元代最大的诗歌流派“铁雅诗派”的出现与杨维祯的诗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元代诗法著作流行,形成了重法度、尚家数、尊格式的诗歌教育范式,而杨维祯试图以“情性说”消解以知识为中心的学诗路径,并以评议改诗、编集选诗、唱酬竞诗等形式履践以表达为中心的诗歌教育,这促成了“铁雅诗派”的迅速壮大。而杨维祯诗歌教育活动的即时性、随机性、碎片性特点,以及古乐府对教学依附性不强的诗体特性,则为诗派在其身后迅速衰歇埋下了伏笔。

唐乐府论

综合考虑渊源和流变,唐乐府可大略分成古乐府、今乐府和新乐府三个界限较为分明的类型。古乐府,主要指因袭前代乐府旧题而创作的作品。今乐府,主要指古乐府和新乐府之外所有可以明确的用于音乐表演或歌唱的作品。新乐府,即以元、白新乐府为主体的"唐世新歌"。唐代今乐府和新乐府都是在古乐府传统影响下获得发展的。初唐最突出的是古乐府创作,在语言形式上更见精致,逐渐采用七言并做到自由转韵。盛唐时期文人创作最多的是新乐府,而古乐府的影响力最大。中唐是唐乐府创作的高峰期。唐代新乐府以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为发端,至杜甫、元结的时代形成第一次高潮,至元稹、白居易的时代达到创作的高峰,此后渐趋衰歇,但新乐府的特性始终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晚唐时期是唐代乐府创作整体下滑的时期。

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关系考辨

"古诗"之数,不仅十九之限,余见《乐府诗集》所收"古辞"之中,相与援袭,而存在一个共同的模仿对象,即乐府民歌。《乐府诗集》中《西门行》、《艳歌行》、《长歌行》等,当与乐府民歌相去不远,其主题元素广泛影响文人"古诗"制作;《西门行》一首尤为十九首中多篇祖述,而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为其改写。即此改写的言辞整练、构篇变化与音乐脱离,显见乐府歌辞向文人"古诗"的过渡,体现了后者的共同特点。究之"古诗"之作,并非"作者"的个体"创作",而是展转相袭的共鸣抒写。

民歌的浮与沉

文章从艺术史的角度 ,阐述我国民歌的发展。认为宗周的礼乐文化使民歌受到空前的重视 ,秦汉以后民歌的作用和地位呈下降趋势 ,隋唐及以后民歌基本是从主流社会生活中消失。

“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

"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先秦乐府诗。现存的"前乐府",共计为133题163首,按其篇名之所示及其音乐性之特点等,大致可分为"琴曲类"、"古歌类"、"综合类"三类。"前乐府"的作者主要由官吏阶层与普通民众两大群体组成,其中,孔子因创作了15题16首"前乐府",成为先秦文学史上在诗歌数量上仅次于屈原的一位诗人。"前乐府"虽然题材内容丰富,但却绝少爱情之作。

论张载诗歌及关中理学诗人群体

张载"苦心力索"的学术气象,表现出希腊式的不断求索的知性精神。其诗中充溢着的观念、道德和理致可以和他的生活及其他著述互相参证。张载对历史、文化的思索及其人生考量在其《八翁吟》等诗歌中有鲜明的呈现。而其《古东府》的写作是被规定了具体内容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它与庙堂空间的表演仪式相联系。张载具有北方文人的乐府观念,他选择古体杂言句式创作《古东府》,是想以北方文学的慷慨声韵改变六朝以来南风熏染出的"卒卑"意调,以北方的拙重深厚、质直贞刚革除南方的绮艳清举与浮浅鄙俗。张载及其弟子蓝田吕氏和李复等形成了一个关中理学诗人群体。这个群体诗歌创作的着眼点落实在性情和德器上,具有尚理致、尚实用的特点。

古诗、乐府考辨

诗、乐同源,合而不同;诗与乐府,并存不悖。汉乐府曲辞分为二途,一者采诗被乐,率多闾巷风谣;一者文人之辞,其中郊庙之辞,大半《诗》颂四言,故称诗而已矣。而文人五言虽杂乐府之中,然与民谣殊类,又异郊庙之辞,后世遂称古诗,姑且以为分别;魏晋以下文士所拟,大率其辞之流,于是概称古诗,且与乐府对举,以专后者之名,竞以汉世为宗。究之古诗、乐府,初则其义相即,并无截然分界,唯以后人所见,方有判然之别,而其对举互异,要归民间采诗与文人所作,二者分途,卒成两体。

论乐府古题《豫章行》及其流变

《豫章行》现存汉唐时期的文人拟作共9首,其流变特点是:主题上所写的时事与古辞"伤别"主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上,显示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这些特点,体现了文人拟乐府创作的基本规律,说明文人拟乐府是介于音乐与文体二者之间的创作行为,在其文化功能上既有音乐文化因素,也有文体意义的性质,六朝许多文人诗歌范式就是在拟乐府的创作机制中逐渐形成的。

论“古诗”类五言诗及乐府诗在传播中的变异

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对文本传播中的多种可能性的考辨为立论基础,"古诗"类早期文人五言诗主要应为宫廷乐府的清商乐歌辞,它们包括《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总数超过59首。由于多为宴会即席创作,它们有创作中显共性和传播中具变动性两大特点。因此在分析文本时应有充分考虑,同时亦应注意分辨歌辞、本辞。对《乐府诗集》所载奏乐时代情况的考证,说明了一向所说的汉民间乐府诗作如《陌上桑》等确非两汉乐府诗。

鲍照古乐府与抒情方式的嬗变

鲍照的古乐府气势充沛,感情强烈,其抒情方式主要为奔冲跌宕式、弥漫发散式两类。奔冲跌宕式突破了含蓄蕴藉的抒情传统,弥漫发散式避免了重章复沓与繁芜冗长,彰显了鲍照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探析——以李睟光为中心

在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中,除了李睟光明确以"古乐府"来命名、研究之外,其余研究者如洪万宗、许筠、李翼等大都称"乐府新声"、"乐府"、"乐府诗"、"歌词"、"歌曲"等来标识和品评。李睟光注意到乐府体制的演变、发展与衰亡以及乐府文体批评中的辨体意味等;洪万宗所注重的是乐府及其变体中的音律的不同;李翼重在乐府探源,并且从唐代"新乐府"的声调、格制、色彩的文体角度,区别了朝鲜乐府模仿创作与中国乐府创作的差别以及不足。这些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家所进行的乐府文体批评,标志着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自觉"的发展阶段。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的审美趣尚

汉乐府《孤儿行》与彝族古诗《竹仙》,都是反映孤儿命运的叙事诗。同为本民族叙事诗的代表作品,《孤儿行》与《竹仙》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尚。

论唐代诗人的乐府观

唐代诗人中的卢照邻、韩愈、元稹、皮日休四人,不仅都曾创作了数量不等的乐府诗,而且各自所持之乐府观,于唐代乐府诗论体系的建构,也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主张以"古体写新题",是卢照邻乐府观之核心所在。韩愈的乐府观,主要表现在继承与发展了卢照邻的以"古体写新题"、认可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并进行艺术实践、在"琴曲类"乐府创作中注重"二古一新"的关系三个方面。作为新乐府诗派代表人物的元稹,从理论的角度对"乐府古题"所进行的专论,是其乐府观另一个方面的具体反映。皮日休"正乐府"理论的"乐府之道"与尚古倾向的并存,导致了其"既古亦今"乐府观的形成。

明清“古诗——唐诗”系列选本中的乐府体例之争

编选古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接受形式之一。在一批明清之际的“古诗——唐诗”系列选本中,就乐府诗的体例问题形成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倾向与分歧,即大多数系列选本保留了唐前乐府诗的体例而取消了唐代乐府诗的体例,只有少数系列选本保持了乐府诗体例的前后一致性。这种主导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代学者对唐代乐府诗的轻视,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乐府诗的研究进程。

李白《蜀道难》送别主题补正

古题乐府在盛唐时已成为“诗之一体”,并普遍带有一定的实用功能,社会上常将其作为一种诗体以表现送别。盛唐时送别诗较为繁荣,并出现模式化倾向,其重要特征即诗中出现了对送别地和目的地的说明、对友人将要经过的景观的想象以及对友人前程的关心。李白《蜀道难》是古题乐府中的名篇,且完全符合盛唐送别诗模式特征,可将其主题确为“送友人入蜀”。

论木斋、宇文所安古诗研究对台湾国文教学的影响

古诗起源及其形成与发展,是否如同传统文学史所言,大约是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文人所作,在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二本古诗研究相关著作问世后,这个概念濒临重组或解构的挑战。

《乐府古题要解》考

文章通过对《乐府古题要解》内容的解读及历代著录情况的梳理,认为今本《乐府古题要解》内容虽然是吴兢所作,但序却非原貌,乃是刘餗《乐府古题解》的序言。其作伪时间也应为南宋时期而非《四库全书总目》所认为的元代。

博观 探源 史证——试论萧涤非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萧涤非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前期侧重乐府和词,后期侧重杜甫诗和唐诗。从“博观圆照,探源得要”的研究理念,坚持“以史证诗,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乐府独特的分类研究,可以看到萧先生注重考据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与多维度的文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