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

元代最大的诗歌流派“铁雅诗派”的出现与杨维祯的诗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元代诗法著作流行,形成了重法度、尚家数、尊格式的诗歌教育范式,而杨维祯试图以“情性说”消解以知识为中心的学诗路径,并以评议改诗、编集选诗、唱酬竞诗等形式履践以表达为中心的诗歌教育,这促成了“铁雅诗派”的迅速壮大。而杨维祯诗歌教育活动的即时性、随机性、碎片性特点,以及古乐府对教学依附性不强的诗体特性,则为诗派在其身后迅速衰歇埋下了伏笔。

古诗、乐府考辨

诗、乐同源,合而不同;诗与乐府,并存不悖。汉乐府曲辞分为二途,一者采诗被乐,率多闾巷风谣;一者文人之辞,其中郊庙之辞,大半《诗》颂四言,故称诗而已矣。而文人五言虽杂乐府之中,然与民谣殊类,又异郊庙之辞,后世遂称古诗,姑且以为分别;魏晋以下文士所拟,大率其辞之流,于是概称古诗,且与乐府对举,以专后者之名,竞以汉世为宗。究之古诗、乐府,初则其义相即,并无截然分界,唯以后人所见,方有判然之别,而其对举互异,要归民间采诗与文人所作,二者分途,卒成两体。

论乐府古题《豫章行》及其流变

《豫章行》现存汉唐时期的文人拟作共9首,其流变特点是:主题上所写的时事与古辞"伤别"主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上,显示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这些特点,体现了文人拟乐府创作的基本规律,说明文人拟乐府是介于音乐与文体二者之间的创作行为,在其文化功能上既有音乐文化因素,也有文体意义的性质,六朝许多文人诗歌范式就是在拟乐府的创作机制中逐渐形成的。

论“古诗”类五言诗及乐府诗在传播中的变异

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对文本传播中的多种可能性的考辨为立论基础,"古诗"类早期文人五言诗主要应为宫廷乐府的清商乐歌辞,它们包括《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总数超过59首。由于多为宴会即席创作,它们有创作中显共性和传播中具变动性两大特点。因此在分析文本时应有充分考虑,同时亦应注意分辨歌辞、本辞。对《乐府诗集》所载奏乐时代情况的考证,说明了一向所说的汉民间乐府诗作如《陌上桑》等确非两汉乐府诗。

明清“古诗——唐诗”系列选本中的乐府体例之争

编选古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接受形式之一。在一批明清之际的“古诗——唐诗”系列选本中,就乐府诗的体例问题形成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倾向与分歧,即大多数系列选本保留了唐前乐府诗的体例而取消了唐代乐府诗的体例,只有少数系列选本保持了乐府诗体例的前后一致性。这种主导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代学者对唐代乐府诗的轻视,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乐府诗的研究进程。

李白《蜀道难》送别主题补正

古题乐府在盛唐时已成为“诗之一体”,并普遍带有一定的实用功能,社会上常将其作为一种诗体以表现送别。盛唐时送别诗较为繁荣,并出现模式化倾向,其重要特征即诗中出现了对送别地和目的地的说明、对友人将要经过的景观的想象以及对友人前程的关心。李白《蜀道难》是古题乐府中的名篇,且完全符合盛唐送别诗模式特征,可将其主题确为“送友人入蜀”。

论木斋、宇文所安古诗研究对台湾国文教学的影响

古诗起源及其形成与发展,是否如同传统文学史所言,大约是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文人所作,在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二本古诗研究相关著作问世后,这个概念濒临重组或解构的挑战。

“小乐府”考论

“小乐府”非仅指乐府诗体,也有用其指散曲与词。其在诗中出现,最早可见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杨维桢撰、门人章琬编的《复古诗集》。该书卷二收录22首五言四句的咏史“小乐府”,皆被冠以三字或四字篇名。通过对《铁崖古乐府》的删改增补,杨维桢在《复古诗集》中确立了“小乐府”的审美范式。直至清代,王士禛重新将“小乐府”引入诗家视野,“小乐府”组诗及单行本的出现,使其在诗坛迅速流行,同时,其形制与内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终成为一种颇具影响的诗体。

论古意诗

古意诗兴盛于齐梁。"古意"不仅指题材内容的古人古事,也指诗歌形式、体制上仿效汉魏古诗和乐府。古意诗来源于庶族文人陶渊明、鲍照《拟古》之作,是其在齐梁的新发展。古意诗常用作乐府体,即古意乐府诗,并不严格遵循、勾连古题、古辞。其与咏史诗来源于古人怀古的心理和史学的发达,相对咏史多使用事典,古意诗多援引集部抒情性、形象性的语典,使其具备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

论古意诗

齐梁后,古意诗大量出现。"古意"不仅指题材内容的古人古事,也指诗歌形式、体制上仿效古诗和乐府。古意诗来源于代表寒庶诗风的陶渊明、鲍照的《拟古》之作,是其在齐梁的新发展,也反映了当时文学士庶文学合流的倾向:将士族文学倡导的高雅修饰性的语言结合注重抒情、语言通俗的汉魏寒素文学以及当下民间的新声杂曲。古意诗常用作乐府体,并不严格遵循、勾连古题、古辞,或只赋写古辞之题面,且题目异名现象普遍,有些与徒诗界限不明。古意反映了当时的精英对继承文学传统,将这种精巧结合古典资源、现实政治以及具体情事,考验作者构建文本的复合行文能力,有规范诗学的意义。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中古乐府诗中的城市意象

本文通过对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乐府诗中城市意象的分析,认为在这一时期的乐府诗中,城市意象的构成包括城市景观意象内容和城市文化意象两部分。长安、洛阳以及其它城市的城市意象均以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时的城市景观为蓝本,中古乐府诗人独特的认知过程和表现方式是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猛虎行》拟作的主题演变及其表现

乐府《猛虎行》拟作显示本辞主题的因袭与变异。源于古辞《猛虎行》体裁本身具有较强的'伸展性',表现为猛虎原始形象的转化与消解、主题情志的丰富与文人情趣的表达以及《猛虎行》诗歌功能的转变,归结于《猛虎行》本辞主题的逐渐弱化。文人在拟作过程中的共鸣书写与侧重发挥,是《猛虎行》本辞主题弱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