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盲人音乐教育述论

人类出现必有残疾人伴生,盲人是残疾类别中尤为痛苦的弱势社群,却因听音辨乐的自然优势,能得天独厚地融入大千世界。中国最早的残疾人专业教育正从盲人音乐教育发轫,“上三代”是“官办”盲人音乐的发达时期。先秦以降,礼崩乐坏,官方瞽目乐师体制停废,官办盲人音乐教育机构无存。延至晚清,盲乐人更多转入并存续于民间,他们是华夏古乐文化一脉相传的承继光大者。但,中国古代的盲人音乐教育与近代特殊教育仍有时代差别,它只是制度化特殊教育的前奏曲目和古典形态。古代盲人音乐教育的近代转型,是古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带来中国特殊音乐教育与时俱进的丰沛内容和无限发展空间。

典章制度文献:我国古代音乐历史演变的丰盈载体--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九

在我国古代社会,典章中的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部分。礼,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乐”的推崇,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留存了大量的、具有音乐信息或与音乐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文章论及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关的历代礼制文献中的“礼乐”文献、典章制度中的音乐文献、会要类书等著作中有关的礼乐文献。这些文献呈现出广博浩繁的史料特征,对探索古代音乐历史事件产生、延展到衰亡的真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基于Max/MSP的中国古代乐律计算及可听化平台搭建

对于传统的音乐学研究而言,中国历代乐律的系统性阐释藏于晦涩的古代史料文献;历朝历代的乐律系统均涉及艰深的数理计算。本文基于Max/MSP交互式编程语言与开发环境,探讨运用音乐科技手段初步搭建“中国古代乐律计算及可听化平台”的方法,从而促使抽象乐律知识的交互展示和体验变得简便。平台适用于教学、科普等多种场景,并探索特殊音乐数据与声音处理新方法。平台以跨学科视角探索古代乐律创新性呈现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创造性发展。

“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纪要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所出战国乐简,是全新的简册类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2023年10月14—15日,“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就这一重要新出文献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就荆州乐简古乐谱性质的判定及其研究方法,荆州乐简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文明,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对该批乐简文献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的进程。

“慎音乐”与脾相关疾病调治相互关系的研究

音乐疗法是中医传统疗法之一,正是由于“音乐类之于药”,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须有所禁忌。文章基于中国古代医学著作,对医籍所记载的禁忌证中含有音乐的内容进行整理、归纳及溯源,试从多个角度对“慎音乐”与脾及脾相关疾病调治的相互关系进行论证。研究发现须“慎音乐”的疾病主要有鼓胀、水肿、肿胀、淋证及正气虚证,均为与脾脏相关疾病。强调“慎音乐”在脾相关疾病治疗中的重要性,提出对患脾相关疾病者应谨慎选择音乐疗法,可为脾病的中医防治及调护提供思路。

近十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研究现状及相关思考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仍有所争议。综合辨析音乐学界相关观点以及文史哲领域对于“文献学”的界定,立足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自身历史传承、演变特征,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范畴应包含中国古代音乐历史中出现的文字类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用文献学视角对古乐谱、音乐图像及出土文物等文献展开研究所得到的成果。近十年(2013—2023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研究成果丰富,不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一定的发展,有着鲜明的特征,亦尚有不足之处,亟待解决。

从“巫术宗教”到“音乐审美”——论中国上古“以乐为教”传统的建立

从传世文献来看,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古人便开始了“以乐为教”的尝试。但当时的音乐舞蹈并非独立的教育形式,在先民最初的音乐观念中,是将其作为一种祈求庇护、消除灾难的巫术仪式。音乐高度集中于少数巫师手中,当时所谓的乐教,其实是依附于巫术仪式下的一种巫师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至“五帝”末期,伴随着“绝地天通”的开展,先民们逐渐从原始巫术转向宗教信仰,人之主体性逐渐觉醒。自此,音乐舞蹈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自身价值,才得以显现。夏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乐舞娱乐自身,而不仅是献享天神,从而实现音乐的世俗化转向。随后,影响中国千年的“以乐为教”传统逐渐建立。

广元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开发利用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具有潜在经济价值和深厚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再生珍稀资源。基于蜀道核心区广元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采用定量分析、平均最近邻和GIS空间分析法,对研究区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地理要素进行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开发利用建议。结果表明:(1)广元市国家级、省级、市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共43项,占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的46.74%,区域密度分布极不均衡;(2)研究区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上形成2个相对连片的聚集区,具体包含1个极核区、3个高度密度区、2个带状区和4个零星分布区;(3)空间分布的特点与海拔高度、河流分布存在强相关性,现代交通对音乐类非遗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基于分析结果,以推进古蜀道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加快古蜀道申遗为契机,提出建设蜀道国家文化公园,设立文化遗产廊道,助力打造富有特色的蜀道文化旅游品牌,与山地全季全域旅游紧密融合等分类别、有重点的开发利用路径。

德性伦理理论在高校古谱诗词音乐美育中的应用研究

将德性伦理理论融入高校古谱诗词的音乐美育之中,旨在探索一种融合道德教育与审美培养的创新教育模式。借助苏州大学“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基地”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德性伦理理论如何拓展音乐教育的道德维度,进而促进学生在审美体验与道德认知上的和谐发展。

解构纳西古乐神话——对一项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商品的人类学分析

纳西古乐神话是在丽江致力发展旅游业的社会形势和宣科先生的鼎立宣传形成的。在由资源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作为文化商品的纳西古乐与曾经是纳西人生活一部分的丽江古乐已经有了本质的差别。纳西古乐神话只是文化资源市场化运作中一种营销手段、一种宣传结果。我们必须把作为商品的纳西古乐与原生的音乐相区别,不能让前者以后者的名义妨害了后者的生存。为此,必须整合市场、政府和民众三方面力量,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大曲的原生态遗存论纲

汉魏以来 ,大曲一直是各朝代音乐文化的主流形态。隋唐时期 ,西域大曲的大规模传入 ,导致中原大曲从内容到结构形式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并对宋代以下的大曲影响深远 ,成就了新的大曲样式。而西域大曲在其原发地却有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部分的保存了原生态的面貌。本文对目前中国存有的三种大曲类型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 ,注重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归属和音乐形态的变异情况 ,以期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得更清楚一些。

论古希腊音乐教育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

古希腊音乐教育内容丰富 ,几乎包括了除体育以外的所有科目。古希腊人有一套特色的音乐教育理论 ,音乐教育被纳入哲学范畴里进行理解和定义。西方艺术音乐的历史渊源是古希腊音乐。古希腊音乐教育对人的素质形成和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纳西古乐”与纳西族传统民族音乐

"纳西古乐"这一称谓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丽江洞经音乐演奏者为避免把宗教视为封建落后的政治风气而将丽江洞经音乐称为"丽江古乐;"90年代初宣科先生用"纳西古乐"取而代之,也是专指"丽江洞经音乐"。长期以来由于丽江大研古乐会是以演奏丽江洞经音乐为主的,所以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把纳西古乐等同于丽江洞经音乐。其实,"纳西古乐"是指在纳西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由纳西族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并融合外来音乐,而逐步形成并传承至今的传统民族音乐,包括"丽江洞经音乐"以及"崩思细哩"、东巴音乐和"热美蹉"等。

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和音乐文献

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接受了中国音乐的影响。特别是其中宫廷音乐的主体%D%D被称作“雅乐”的祭祀音乐和被称作“唐乐”的燕飨音乐%D%D其骨干都是来自中国的音乐。该文根据保存于韩国的历代文献,对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及其典籍作了概括论述。本文认为:这宗文化遗产是中国音乐及其理论同朝鲜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既可以说是朝鲜人民的创造,也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再生形式。因此,朝鲜半岛的古代音乐史料是中国音乐史研究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学者的工作是中国学术的必要借鉴。

音乐文献学的古典与现代

在“音乐文献学”的名义下,音乐界对“音乐文献学”学科有两种界定:一是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传统的中国音乐文献学;一是运用现代文献的管理方法对音乐文献进行科学管理与编录的“音乐图书情报学”。音乐文献学正在成为音乐学研究的新视角,融会贯通古典与现代两种意义上的“音乐文献学”,是音乐学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乐教论

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五帝三代乐教与诗教书教礼教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开始细分为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为六教,延续至清朝,最近几十年诗书礼乐四教重新混合。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古乐”,而与后九代“新乐”脱节。“新乐”虽缺乏经典理论,但总结其音乐实践,无非是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剔除宗教色彩等,与九代乐教理论迥异。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论中国古典音乐的审美特质

中国古典音乐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之花中最灿烂的一朵,它蕴含着丰富的崇高美、悲剧美、意境美与和谐美。中国古典音乐正是因为具有了上述四种美质,才具有神奇的魅力和感人的力量,才流传千年而永不衰败。中国的现代音乐,只有充分吸收中国古典音乐的精华,借鉴中国古典音乐的美质,才有可能发扬光大,永远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