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

有清一代 ,朝廷将通俗小说纳入其文化控制范围 ,并载之刑典 ,在政策上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尽管清政府严查令禁 ,但并未收到实际效果 ,这与通俗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历代帝王的双重人格等皆有一定的关系。同时 ,清代文化政策也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本文以清代皇帝与古代通俗小说关系为个案 ,探讨清代文化政策与通俗小说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

用历史的眼光清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地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以今例古”“以西律中”不是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史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而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本来面目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能让人们真实地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深入认识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算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自身的历史。中国古代小说既有被正统文化所接纳的士人小说,也有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通俗小说,还有由近古市民小说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代公民小说。而反映这些小说的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必须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说明,才能建构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古今小说》的通俗文学属性及其融合雅俗两种文学思想的实践

《古今小说》以其通俗文学属性为笔者提出的中国文化“三段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就具体文学现象而言,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者之间的界限又并非壁垒森严。作为明代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古今小说》也是晚明时期市民文化大背景下融合雅俗两种文学观念的成功实践。面对《古今小说》所依据来自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两个方面的素材,冯梦龙一方面将市民文化中的庸俗部分剔除,并将其做雅化处理;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淡化士人文化材料中的诘屈聱牙因素,体现其“适俗”的创作初衷。

古代通俗小说观念的起源:宋代说话之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观念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而成熟 ,其成熟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在内容形式上有统一的特点和鲜明的文体特色 ,这标志着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比同时代的正史子部小说观念成熟、纯粹 ,尽管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与现代的小说观念还不完全相同 ,但是 ,它的出现使小说的含义从正史里包罗万象的兼有叙论式的残丛小语过渡到叙述虚构的完整事件 。

潜精研思 融会贯通——评《中国古典小说论稿》

《中国古典小说论稿》一书是程国赋教授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二十余年来学术成果的结集,研究范围主要涵盖了先秦神话、唐五代小说以及明清通俗小说。共收录论文34篇(含附录5篇)。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对卞孝萱先生等人学术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和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文史互证"方法的成功范例;其二,展现出了作者厚重的文献功底与新颖的学术视角,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其三,从科学的文学史观出发,对中国小说史予以深入梳理与合理建构,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全书研究内容广泛,视角新颖,堪称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中国古今长篇通俗小说版本

小说的不同版本伴随着小说的产生也随之出现,尤其在小说以文本的形式广泛流传时,"同一种书,多种版本"的现象更为明显。小说本身所具有的著述背景、制作背景、流传背景及个人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版本的出现成为偶然中的必然,由此便引发了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对文本内容和不同版本价值的追寻与思考。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今长篇通俗小说的版本比照,原因浅谈、研究方法及局限进行范例式的研究,来探讨小说版本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方法和意义,这对文学史的研究将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到现代通俗小说的嬗变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直接滥觞于唐五代的俗讲,产生于宋代市井间的平话,经宋元明三代之流变,遂于明末因一次"误会"始得"通俗小说"之名。其"与八股传奇鼎峙"而又极具"与世俗沟通"之特征,并涵盖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诸门类。清末民初,随着"小说界革命"兴起,域外小说被大量引进,但又是"误会"使然,此时期的翻译作品多为域外"通俗小说"。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与域外"通俗小说"相碰撞基础上产生的"新小说",于此后嬗变中遂成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早期形态"鸳蝴派"与"礼拜六派"。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五四"后受欧风西渐影响所诞生的新文学小说(或称严肃小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谱系,二者间也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功能之别。

小说观的“翻转”与小说史重写——从《四库全书总目》到文学学科教材

《四库全书总目》在传统小说观念、钦定官学姿态以及艺文书目的矩法束缚下,甄录小说中“考证欲详”“有裨于史”者,以期能够“广见闻”“资考证”“寓劝诫”,雅驯小说遂成为“正项”;而“叙述欲详”“猥鄙荒诞”的通俗小说作为“异项”被弃收和边缘化。《总目》所构建的知识体系被清末舶来的现代学科所取代,文学学科教材作为新的小说批评者以群体的形式出现。通俗小说“翻转”成“正项”除表现在通俗小说强势占据文学史、小说史章节以及语文教材小说选文之外,还在于通俗小说自身的内涵与外延扩张,如将弹词纳入小说范畴。作为小说史身份的《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包孕小说发展历程,可以打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史自鲁迅始”的约定俗成,以期在重写小说史语境中实现“正项”与“异项”双峰并举的局面。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史研究的思路及意义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接受研究日益固化定型的现状下,更新相关研究的思路、理论及方法势在必行。基于阅读史视域探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接受,首先关注具体小说的生产、流通及其对不同时期读者的实际影响;其次将历代读者的通俗小说阅读当作一种具有典型文化含义的社会行为,深度还原历代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类型当时在场的阅读活动及其阅读的常见缘起、日常状态、阅读习惯、心态投射等;最后,注意挖掘读者阅读认知心理的生成过程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精神体验,探讨读者的阅读心态与精神体悟的社会史、文化史及思想史方面的价值,分析相关阅读与社会发展、历史演变之间的双向互动情形。此类研究不仅革新了研究视角,亦有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有助于形成全新的以“点”构“面”的接受史研究格局,应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实践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