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ndrew Chesterman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谈译者主体对翻译伦理的坚守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转向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能动性,译者主体地位得以加强。在文化学研究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中的伦理回归,其中,芬兰学者Andrew Chesterman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跨文化交际中,译者须遵守翻译伦理与职业道德规范,既要看到客体的制约性,又要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

切斯特曼翻译策略分类法下《党的二十大报告》英译策略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英文版面向国外媒体和有兴趣的观众,属政策外宣重要材料。鉴于该英文版问世不久,目前对该重要报告的英译研究不多且缺乏创新。本文基于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策略分类法框架,采用数据统计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党的二十大报告》英译策略,发现《报告》英译者运用“句法策略”使用最多且最为频繁,“语用策略”次之,而较少使用“语义策略”。这种注重“目标读者取向”及“读者接受度”的翻译策略及灵活译法,更有助于《报告》在国外传播与接受。

翻译的承诺伦理——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建立在传统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及规范伦理上的翻译的承诺伦理以交往伦理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了传统翻译伦理各流派的价值理念,明确指出了自身的适用范围以及译者在翻译中承担的责任,从宏观层面探讨翻译,平等对待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所有主体,是对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从翻译伦理看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性文本的英译

以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运用安德鲁·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伦理模式,探讨其介绍性文本的英译,以期为我国非遗的英译研究提供参考。

安德鲁·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透视

翻译伦理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它讨论的是译者和其他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切斯特曼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了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五大伦理模式。五种翻译伦理的提出把翻译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通过对翻译伦理的回顾,重新透视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指出模式各自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和不足,希冀进一步构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式,纠正其负面影响。

从翻译伦理角度分析《我若为王》两英译本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其离不开伦理的制约与指导。切斯特曼提出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影响深远。本文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为指导,分析《我若为王》两译本运用的翻译策略,探究其主要遵循了何种伦理模式。

翻译伦理关照下的杨宪益译Pygmalion研究

Pygmalion是英国现代戏剧之父萧伯纳的著名剧作。杨宪益先后出版了Pygmalion的四个中文译本。文章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五个模式为视角研究杨宪益的四个译本,揭示出杨宪益坚持的翻译原则:(1)忠实再现原文和原文作者意图;(2)翻译要服务翻译目的;(3)强调不同文化比较和文化交流视野;(4)关怀读者接受的规范;(5)严谨细致精益求精。

图里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比较研究

20世纪,翻译规范研究发展的如火如荼。其中以吉迪恩·图里和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研究盛极一时。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梳理两人的翻译规范论,比较两种规范的差异,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认识到二人的翻译规范理论,旨在为我们今后的翻译研究起到指导作用。

翻译伦理范式下的政府网站英译策略——以佛山市政府网站(英文版)为例

城市政府网站英文版正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五大翻译伦理范式为政府网站英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全译与变译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启示,即对译、增译、减译、移译、换译、分译、合译"全译七法"和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仿作"变译十二法"可并行不悖,兼而用之。

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翻译——基于翻译伦理视角

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高度概括与浓缩,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精神与智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要译介好这一颇具个性的民族民俗文化,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如何译"这一"术"的层面上,而应站在"学"这一高度上,绕着"译什么""如何译""为何译"等问题进行多维度阐释。运用安德鲁·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对以上翻译问题进行阐释,藉以扩大对该领域翻译研究的认识与了解,更好地把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往外推介,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