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德莅与清代《圣谕广训》的拉丁文译本

作为19世纪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入门材料,清代雍正年间颁行的《圣谕广训》以及此后出现的白话衍说类文本《圣谕广训衍》或《圣谕广训直解》曾被多次译成外语。一般认为,跟《圣谕》相关的这些材料多为新教传教士所采用,原因在于其语言风格、宣讲形式,以及道德教化内容等,皆可以给他们对中国底层民众的宣讲策略提供＂在地＂的文化参照。然而,有关《圣谕广训》的学习材料也曾出现在天主教传教士编选的中文—拉丁文对照学习课程中,这是前人研究中未曾讨论到的。在19世纪中后期担任上海徐汇公学教务长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编写的五卷本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中国文化教程》,1879~1883）中,雍正年间的白话文《圣谕广训衍》全本十六条被译成拉丁文位列首卷首篇。这一学习路径与此前16至18世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侧重有着策略上的区别。《中国文化教程》的撰写,其历史背景与19世纪70年代以上海徐家汇为中心的新耶稣会士所创设的＂江南科学计划＂紧密相关。其中,晁德莅负责汉学部分,为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提供汉语学习的课程读物。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晁德莅《中国文化教程》的文本布局与19世纪后期新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可能存在的联系。

晁德莅与《圣谕广训》的拉丁文译本

晁德莅作为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倾力接续利玛窦以来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从晁德莅整套《中国文化教程》的布局来看,将《圣谕广训》置于第一卷,作为入门材料学习中国普通百姓的口语民谚,与此前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极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文化态度有较大区别。《圣谕广训》作为清代道德伦理及政治教化学说的代表性文本,新教传教士米怜及鲍康宁都持有强烈的基督教立场的批判态度,而在晁德莅《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翻译《圣谕广训》的序言中,并无这种文化偏见。《中国文化教程》的撰写,其历史背景与19世纪70年代以上海徐家汇为中心的新耶稣会士所创设的"江南科学计划"紧密相关。其中,晁德莅负责汉学部分,为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提供汉语学习的课程读物。晁德莅《中国文化教育》的文本布局与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华活动策略调整可能存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