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定位与中共早期对武装斗争的认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精力用在开展工人、农民运动,即便派去军队工作的党员也大多从事政治工作,对武装斗争总体没有足够的重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等人眼看汪精卫将与共产党决裂,不去做武装斗争的应对准备,却千方百计地去讨好汪精卫集团,结果导致大革命最终失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共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角色定位有很大关系,认为既然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主要是配合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故而无须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当然也无须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

1936—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关系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时代条件和发展战略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其基本内涵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治权的政治过程,作为一种整体性质的政治力量,人民不仅享有主权而且行使治权。更具体地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并且通过这些政治参与协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增进公共利益和维护个人利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形态,是在总结人民民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升级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扎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一系列条件。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既要坚持基本战略稳步推进,又要突出重点取得实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建设基本经验论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秉承重视纪律、严明纪律的光荣传统,在推进党的纪律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行之有效的经验。通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严守纪律的认识与觉悟;建立务实高效、精细具体的管理制度,扎牢纪律建设的制度基础;严格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切实提升纪律建设的实效;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纪律教育活动,着重解决党内纪律建设的突出问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先垂范,营造良好的纪律氛围。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深化对党的纪律建设的长期性和必要性的理解和认识,为新时代党的纪律教育与纪律建设提供历史启迪。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业化思想与实践探析

从中共一大提出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纲领,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国家完全独立”为前提竭力促进工业发展、重要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的主张,再到抗日战争时期“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思想,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未来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领导工业生产实践中重视工业自给、统一计划、全民动员、发展公营工业等要素,而这些要素恰恰是后来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中的鲜明特征。这些早期探索与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亦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建党初期女性党员群体:身份构成、入党过程和历史贡献(1921—1923)

实现男女平等、推动妇女解放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思想先进的青年女性率先入党,投入革命事业的洪流,领导妇女运动,许多人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这些早期女党员所提出的妇女解放理论、所进行的妇女解放实践对于今天的妇女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以中共早期的女性党员为研究对象,探究这一群体的身份构成、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回顾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萌芽,结合这些女性革命者的成长环境、愿望诉求,挖掘她们参加革命的社会现实需要和个人动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途径,通过分析她们在建设党组织、动员妇女群众、组织革命活动等方面的实践,揭示她们对中共早期建党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

党组织嵌入能否促进企业ESG表现?——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文章采用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正向促进企业ESG表现,党组织嵌入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正向促进企业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ESG表现具有长期提升的动态效应;党组织嵌入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良好的ESG表现能够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降低企业风险。基于此,应建立健全党组织嵌入方式,积极贯彻ESG理念,营造良好的ESG制度环境,制定统一的评价体系,助力企业ESG实践,带动资本市场整体ESG表现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宣传方式研探--以天津基层宣传特色实践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津开展宣传工作时充分挖掘地方特色,宣传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如通过报纸、布告、广播、直播、标语、墙报等常规宣传方式进行信息传播,通过座谈会、讨论会、树立典型、展览会、讨论会、诉苦会、示威游行等双向互动方式有效发动群众,通过天津相声、话剧、杨柳青年画等本土特色激活天津文艺宣传优势。天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宣传方式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开展提供启示。

论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中“人民主体性” 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中的“人民主体性”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背景下,表现为“民众”意识的觉醒;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表现为“无产阶级”观念的诞生;在“文艺大众化”探讨中,表现为“大众”身份的确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现为“工农兵”群体的定位。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中“人民主体性”观念的发展变化,有着复杂的历史语境:一是新文化运动唤醒了沉睡的人民大众;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人民大众为表现对象的创作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四是世界左翼文艺思潮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中“人民主体性”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蕴含着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一是开启了文学方向的转变之旅;二是助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三是促进了文艺审美形态的革命。

论任弼时关于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战略性思考

从建党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较长时间从事、领导党的青年工作,对青年组织的作用与地位有着深刻认知,常常从政党发展的大视野去估量和评价共青团的政治价值。从历史进程来看,任弼时的战略性思考在《团员调查表》的填写中发端;在旅莫期间奠定了青年团要依共产国际三大决议坚持党的政治指导的思想基础;在大革命时期后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初期点明取消团组织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期间坚决反对先锋主义、青年主义,强调要把青年组织的活动纳入党的政治框架之内;在解放战争初期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为即将重建的青年团擘画战略定位;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完成了对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战略性思考。任弼时对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思考,高屋建瓴,视野宏阔,闪耀着实事求是的理论光芒和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组织驱动阅读:全面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研究

全面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在阅读动因上看是为应对复杂的内外局势;在阅读内容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哲学、军事、文艺和经济等各种马列著作;阅读方式上通过领导干部带头阅读、强调个人自主性阅读和建立较为明确的阅读制度等方式来阅读;在阅读效果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动因、内容、方式、效果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呈现出组织驱动阅读的明显特征。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的号召,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在借鉴吸收农民传统互助形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采取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典型引领、劳武结合等方法逐渐将分散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实践证明,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在克服根据地劳畜力短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善群众生活上呈现出显著的效果。总结太行、太岳根据地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组织农民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皖北苏维埃政府的创建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皖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徽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皖北党组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皖北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始终以武装斗争为工作重心,同时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紧密结合,在建立人民政权、开辟新革命道路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可贵的探索,展示了在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和革命献身精神。皖北苏维埃政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提供多方面的重要历史经验。

对话与大众化:陈独秀与区声白来往信函再考察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派的一场重要论战,陈独秀与区声白以信函形式所展开的学理对话,堪称话语优势地位转换的催化剂,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区声白在信中回应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并援引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的著作进行理论阐述。陈独秀则将学理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轨道,旨在揭露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性,号召和引导广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随着信件内容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声》等公开发表,这场事关话语优势地位之争的学理对话引起社会思想的震动,并且导致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改组。而从学理阐释与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陈、区的三次来往信函,有助于窥探20世纪初期社会思想激烈交锋的历史场景,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话语优势地位转换的历史样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的历程作一重要补充和注解。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同志”话语的多重意蕴

“同志”一词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政治概念,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建党初期,国内局势纷繁复杂,分清敌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援引“同志”一词,对志同道合的党内成员进行形象塑造。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同志”话语包含了政治性、思想性、纪律性等多重意蕴,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考察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同志”话语的多重意蕴,可以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提供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糖衣炮弹”应对策略探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资产阶级采取多种方式侵蚀党员领导干部,其发送“糖衣炮弹”的形式分为思想和物质两个层面。有一部分党员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诱惑,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严重损坏了党的健康肌体。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中国共产党运用运动反腐和制度反腐两种方式进行了反腐败斗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时代,这对我们当前反侵蚀、反腐败斗争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和长远的借鉴价值。

施存统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施存统以厘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以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为起点,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与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为关键,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与努力。施存统的早期探索,彰显了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捍卫、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显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先进性认识,同时暴露了没有把握中国实践真实情况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无法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历史性局限。施存统的早期探索经历对于当今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把握、对中国实践具体要求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实践的运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自我革命实践

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区安徽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自我革命,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探索。面对大别山区安徽党员队伍的无产阶级成分不纯、阶级基础不稳固、非无产阶级思想浓厚、制度化建设缺乏等难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无产阶级党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党的组织制度,结合本地具体实际,加强党的建设,进行自我革命。经过艰苦探索、努力奋斗,党的自我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也折射出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安徽进行自我革命的实践可以为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战略部署提供有益借鉴。

党团双轨制视野下(1923-1931)安徽党团关系探微

党团双轨制在安徽实践之初呈现出党团融合倾向,由于安徽党团建立初期双方关系密切,党团员身份、组织架构与工作内容同质化,且党组织承担团内各项经费开支,分化工作开展后,党团形成“竞存”之势。为调适党团关系,兼顾政策要求与地方实际,安徽省党团逐步模糊成员的年龄划分标准,综合考量其政治觉悟、年龄大小与工作便利等因素,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党团相互扶持发展的常态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