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视域下大足宝顶山石刻大小佛湾密教造像研究

重庆大足石刻宝顶石窟大佛湾第21、22号龛与小佛湾第9号窟之密教造像别具特色,是佛教传入巴蜀地区后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相互糅合的产物,大佛湾第22号龛应是将瑜伽密教金刚界曼荼罗部分神祇和宋代流行于巴蜀地区突出秽迹金刚法的瑜伽教相结合,大佛湾第21号龛与小佛湾第9号窟都与密教金刚界曼荼罗有密切关联,小佛湾第9号窟是南宋时期密教高僧赵智凤用来修习瑜伽密法的观想窟,其窟内外造像除与金刚界大曼荼罗高度相似外,又融合“柳本尊十炼”等诸尊像,是巴蜀地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在佛教中国化的演进中具有重要意义。

随事变化: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神灵叙述

在早期中国思想的研究中,神(deities)、灵(spirit)及其内涵变迁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不同的语境中意涵各异的神、灵及其诠释不仅是一个概念研究的课题,也是一个古典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不一定存在着一个划一的类型学框架来说明神、灵及其相关语汇的意涵。与之相对,神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组语词在传统思想文本中的使用是多线索并行的、互不统属的、非结构化和线索性的。这些语词在不同文本中的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自觉的连贯性和结构性,恰恰相反,它们的意涵是随事变化的。以一种类型学或线索性框架形成的对“神灵”意义的诠释是一种全局性预设的结果。“随事变化”(varying with changing contexts)的理解进路一方面提出“全局性”和“词典式”预设在思想史和观念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尝试进一步探究以经验边缘的独特叙述方法为经验世界及其秩序奠基的描述性方法,以及它对于理解早期中国思想可能的方法论意义。

敦煌风神与粟特风神的图像互联

至少从公元6世纪开始,敦煌壁画中就出现了一些借鉴自其他文化环境的图像特征。学者们已经确认敦煌壁画中的一些神灵举在头顶的理想化风巾,可能是经由信仰佛教的犍陀罗或贵霜钱币对希腊罗马艺术的借用和中介而来的。然而,敦煌的风神有时会手举一只“风号角”作鼓吹状。鼓吹器具这一特性也出现在希腊艺术中,而且还是中国的风神风伯形象的主要元素。这也是粟特风神维什帕卡的特性之一,但贵霜钱币中的风神如瓦多、韦绍和阿内莫斯却完全没有任何风号角。对敦煌绘画中风神这一有争议的特性进行辨析,并提出中国和粟特艺术中一些可与之对比的有趣参照。

先秦时期丝绸生产动力研究

蚕的全变态特点使丝绸以重生意义在祭祀为主的礼仪场景中被广泛应用;西周宗子制度的施行使祭祀权扩大、祭祀群体增加,丝绸的消费者大幅增长。丝绸制品无法继承、难以保存等特点,导致先秦时期丝绸的流通量偏少,市场供应能力始终不足。供需失衡促使丝绸生产不断改进技术,最终使礼仪和经济追求成为推动丝绸生产的主要动力。

三晋贤臣神圣化发展轨迹中的异质性特征——以民间窦犨和狐突信仰的传播为例

山西因自然地理的特殊性时常导致旱灾的发生,由此产生了许多具有司雨职能的本土人格神。以贤臣狐突和窦犨作为原型树立的职能神,是此类民间信仰的典型代表。其人物角色原本存在相似之处,但因出身地位、史料记载、灵验效果、职能扩散以及社会活动中扮演角色的差异性,促使两种地方民俗信仰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天壤之别的局面,还在凡圣转换的异化过程中呈现出地方民俗中贤臣神化时原本具有的人本性,以及崇拜者因功利性为其赋予并扩大神圣职能,同时还原其在明清时期社会和国家权力层面的重要媒介作用。

“圣物之灵”的消解与流转:潮汕弃置神像的生命史

作为圣物的神像可能面临被弃置、更换的命运。既往对弃置神像的研究聚焦于其仪式仪轨及家庭生活中的弃像行为,缺乏对不同层面的行动者如何参与其中、“圣物之灵”如何运作的追踪。在潮汕乡村,公庙、家庭、造像师等都可能弃置、更换神像。在村落集体中,由公庙组织的神像废弃、更新仪式,促成社会秩序的重整与灵的流转;在家庭关系中,神像与祀奉者的生命历程相互纠缠,致使弃像之“灵”退而不散;在生产委托关系中,累代师传的造像师之“神性”与拥有神形神名的神像之“物性”勾连,诱导灵不请自来。因而,神像既为表征意义上的神,也是与相关行动者之身份、体验、情感、经历等缠绕的实践中的物。神像之“灵”的流动生发于表征系统与具体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

陕北晋西汉画像石主神图像研究

本文通过对陕北晋西汉代主神画像发展脉络的梳理,认为该区域汉代画像中最早出现的主神是伏羲、女娲,随后在西王母信仰传入且没有大范围流行之前,鸡首、牛首人身神人作为主要神仙端坐于玄圃之上,再后西王母成为该区域汉画像中最重要的主神形象。就西王母画像组合中的男性仙人身份进行解析,可见雨师、仙官、子路和东王公。

从鬼子母到多子观音:佛教送子神的本土化形象演变

鬼子母最初是印度民间颇有影响力的神,佛教诞生以后,因其强大的包容力与感染力被吸纳进来。随着佛教的东传,鬼子母信仰也渐入中土,与本土原有的九子母信仰结合起来,成为送子神。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佛教教内称之为"鬼子母",普通民众称之为"九子母"。二者之间有所联系,也有各自的区别。送子观音信仰兴起之后,在原楚文化地区又跟九子母结合起来成为多子观音,为普通求子信众所供奉。

《山海经》对藏族神学观念的影响及其意义

《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原始、保存神话数量最多的古籍之一。该书虽仅有三万一千多字,但书中收集了数百个神话故事,并在故事中创造了各种或怪诞、或夸张、或神秘的形象,为中国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参照。《山海经》中描述了大量光怪陆离的神灵,其中有兽类形象的,半人半兽的,也有完全人形的神灵。文章梳理了《西山经·西次二经》《西山经·西次三经》《中山经·中次九经》《大荒西经》中人身兽首、人首兽身等神怪形象,并将其与苯教《十万龙经》、宁玛派《贡泽隆达》、民间文献《土地宝册》等藏文文献中的半人半兽神灵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山海经》及其神灵形象的塑造对苯教、宁玛派、西藏民间文献中半人半兽神灵形象程式化的形成,以及对藏族神灵谱系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山海经》的影响下,藏族神灵谱系建构是中华文化交融的具体反映,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ntertaining Deities In Rebgong

The Laru ritual takesplace in about twentyTibetan and Monguor(Tu)villages aroundRongwu Town,Ton-gren County, Huangnan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Qinghai Province eachyear beginning on the six-teenth day of the sixth lunarmonth.

窦犨传说信仰与山西水利社会

山西是典型的干旱少雨地区之一,在这种生态环境下,民众渴望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取水资源。春秋时期晋国贤大夫窦犨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基于敬水和尊贤的地域文化传统,窦犨这一历史人物被传说化。在太原上兰烈石寒泉流经的地域,广泛流传着窦犨的传说,这些传说强化了民众对窦犨的崇信,传说与信仰相互促动,使窦犨形象经历了从贤人到雨神再到全方位的司水之神的演变历程,窦犨传说信仰在地方水利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深入探讨窦犨传说信仰与区域水利社会的互动关系,剖析窦犨传说信仰的生成发展,并以此为例,思考水利遗产的传承路径。

龙睛还是凤目:伏羲的眼睛

视觉文化尤其是塑像或画像中的伏羲形象,其圆目源自龙睛,而龙睛来自伏羲与太皞氏的合二为一,因为太皞氏在五行思想的建构中为东方的苍龙。然而,伏羲的圆目形象与中华民族始祖的伦理身份存在着知识科学上的冲突。雅利安白种人的特征之一为圆目,而蒙古人种的黄种人眼睛为凤目,从而伏羲的圆目塑像就存在着族源真实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将塑像或画像中伏羲的龙睛改为凤目。

上古汉语神灵系统

汉语—思想秩序既是汉语哲学新开辟的视野,亦成为其重要的论域。上古汉语精神世界就是在这种双重意义下作为研究对象而被厘定和追复出来的。这个精神世界由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组成。在汉语—思想秩序的论域,上古汉语精神世界属于研究的个案,但关于这个精神世界的研究却是体系化的,关于神灵和心灵两个系统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在上古汉语文献中,从人(魂魄)、鬼、神到帝或天形成一个连续的、等级的神灵系统。指称神灵的核心词语与上古汉语主流观念之间形成系统的内应和响应,这些核心词语的更动造就了观念相应的变化。在这个系统中,至上神从帝到天的演变,不仅导致心灵系统取代神灵系统成为精神世界的主导,而且也造就了人与至上神关系的根本变化,这就是从帝不与任何生人交通的绝对自由状态,转变到天与民直接交通并回应民之吁求的互动关系。天成为万物的原则和规范的根据和来源,而这就奠定了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秩序确定性。诸如神、精和灵及其复合词的起源以及其指称和意义的拓展,既表明神灵系统的起源和形成要早于心灵系统,亦展现了神灵系统词语与心灵系统之间词语的对应、共享和通用。这种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精神世界的内在一致性以及神灵系统和心灵系统具有共同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