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展现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的整体成就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将268部著作分类系年,勾勒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起点、学术方法的确立、学术范式的建立、学术与政治的纠葛、精英文化与下层通俗文化的沟通交流等多个面相,全面展现了清代《春秋左传》学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学者受制于王权,经史考辨虽精,但难以在义理上有所建树,也难有超出时代的史论、史识,但在文章学上,清人对于行文贯通、不平的要求,以及对文章诵读的领会,对现今《左传》文章学研究大有助益。

19世纪中叶法国公使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

1848至1866年间,因进藏活动屡屡受阻,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多次求助法国驻华公使,后者的态度由之前的“竭力”支持、“鼎力”相助逐渐转变为后来的“尽力”劝退,甚至可以说是“抛弃”。法国公使们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一方面源于当时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两级政府通力协作坚决抵制法国传教士进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形势下法国政府基于对华“合作”政策选择放弃其“保教”立场。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通力协作成功阻断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既反映出当时西藏地方基于国家安全大局的深思熟虑,又反映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重视和体恤,同时彰显出中国中央政府一直以来严密的治藏方略及其不容西方擅入藏地、染指西藏的坚定外交立场。

文史互证视域下晚清驻藏大臣的咏藏诗探析

清代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往来频繁,良好密切的民族关系促进了咏藏诗的繁荣。驻藏大臣作为清廷派往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长年累月驻扎在西藏,切身感受着西藏的山川美景、风土人情。晚清时期的瑞元、斌良、有泰、联豫等驻藏大臣将边地风情写进了自己的汉文诗歌里,一方面其文学创作完善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版图,另一方面其咏藏诗又是晚清社会历史的反映,对研究晚清西藏多元主体的互动、多民族的交流等具有存史、补史的作用。

明清时期山西中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以《山西通志》为例

通过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古籍特藏文献数据库和实地查阅山西省图书馆等方式,查询明清时期《山西通志》中有关中药材的记载发现,现存《山西通志》共10种,记载山西地产药材187种。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上山西地区中药材的品种、产地及分布等情况,为山西道地药材、优势中药材品种的挖掘、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史料依据,为构建“晋药”品牌体系,实施晋药品牌战略,提升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影响力,为中药材领域的宏观经济决策、市场研判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清入关前对蒙藏地区的经略--以藏传佛教为线索

清朝建立后,逐渐确立了支持格鲁派以安蒙藏的策略,这一方略的孕育可谓始于后金时期。自后金时期始,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任统治者以藏传佛教为纽带,逐步建立并深化与蒙藏地区的联系,进而争取到蒙藏地区势力支持,促进了清朝建立。对清入关前两位统治者运用藏传佛教与蒙藏地区建立、深化关系之过程进行分析,可说明藏传佛教在其中发挥着联系三方的纽带作用,亦可进一步了解此过程中满、蒙、藏三方各自的态度。

清代咏藏诗视域下的茶马古道文化谱系:和而不同

茶马古道文化如同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一样,它是和而不同的。清代咏藏诗证明:北、中、南茶马古道文化丛是涵化了的唐、蜀和藏文化丛。循文化地理学阐释,形成三种文化丛的缘由大致可归纳为民族类聚、区域方位、主地标、区域政治文化主阵地四大因子。清代咏藏诗的纪行游踪特征与茶马古道文化线性特征趋于一致,说明两者之间渊源颇深,这为着力打造“茶马古道文化长廊”提供了除地理学、考古学等传统方法之外的另一种视角,即文学路径。底蕴丰厚的清代咏藏诗,无疑会令茶马古道陡增几分书香气息,为茶马古道文化赋予诗书气质。

明清史家建构柳华按闽史事的取向及其动因

明正统年间浙闽赣边界地区“矿盗”问题严重,地方政府治理疲软。柳华巡按福建后,塞矿坑、设隘门、编保甲、抚流民,有效地治理了“矿盗”问题。在他离任后,地方官员与宦官集团科敛无度,最终酿成邓茂七之乱,事后又推卸责任于柳华,导致柳华含冤被杀。不同史籍由于各自相异的史源及撰述目的,形成了对柳华按闽史事不同的叙事。其中,《嘉靖延平府志》的历史书写带有强烈的史家主体性,其历史叙事的取舍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史实差距较大。

以清同治《新喻县志》校补朱熹作品四则

由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主编的《朱子全书》是朱熹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其校勘体例以对校为主,本校和他校为辅,一般不作理校,因此会出现一些疏误。在清同治十二年所修的《新喻县志》中,收录了几篇朱熹的作品,与《朱子全书》在文字上有不同,因此将影响文意理解的几处异文整理出来,尽可能援引史料以辨是非,没有旁证可引的则存疑以供研究者取舍。同时,还补充了一封《朱子全书》中未收的书信。

清代西藏辅国公及“顶戴花翎”初探

西藏辅国公及“顶戴花翎”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官员政治表现的肯定,也是西藏地方官员政治身份的重要象征。自1721年(康熙六十年)起,康熙封西藏地方官员隆布鼐为辅国公以来,爵位成为一种西藏社会重要的地位象征。随着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进一步加强,清朝统治者先后将“亚谿”家族、噶锡巴家族及沙扎家族的主要成员封为辅国公,并赐予红宝石顶戴、珊瑚顶戴等宝石顶戴,以及孔雀花翎等等级象征饰品,这些饰品在西藏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象征意义。可见,西藏辅国公及“顶戴花翎”是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自上而下管理顺畅有效的表现,也反映出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政府自下而上的认同。

华北1743-1744年与1876-1878年旱灾中的政府粮食调度与社会后果对比

以《清实录》等清代档案文献为主要历史信息源,挑选华北地区清代盛期(1743-1744年)和晚期(1876-1878年)分别发生的两次典型旱灾,对灾害气候背景和灾情、政府措施(特别是政府主导的跨区粮食调度)、社会后果(人口迁徙和动乱)等信息进行整理并分别对比,可以发现1743-1744年旱灾期间政府的粮食调度体现出粮食数量大、来源渠道广、调度效率高等鲜明特点,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而1876-1878年旱灾则反之,粮食数量及来源有限,且转运效率极低,由此引发严重社会后果。这种转变,发生在主要余粮产区农业凋敝、南北粮食运道(大运河)阻断、漕运及仓储制度衰败的时代背景之下,重灾区空间分布带来的交通通达性差异,也在客观上影响了粮食调度的效率。

弥足珍贵的康熙本《大清一统志》

天津图书馆珍藏的康熙本《大清一统志》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编纂最早的全国性的一部方志，是目前海内所藏篇 幅最多、版本最早的一部孤本方志，国家图书馆所藏不及天津图书馆所藏的六分之一。本文从该书的编纂始末、 原书风貌、史料价值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和阐述。

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与元、清二朝相较,明朝治藏明显不具有元之刚性,其制度也不如清之严密,而是采取了相对缓和且颇具弹性的施政策略。致之之由是多方面的,明朝面临的北部边疆民族关系格局和统治民族主体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灭法与护法——论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事件

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往学界往往对此次事件持较为负面的评价。实际上,准噶尔部入藏不只是一次给藏传佛教宁玛等派带来灾难的灭法事件,也应该被视为一次维护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护法运动。准噶尔人对护法有着强烈的意愿与动机,并在入藏后采取宗派迫害、整顿戒律等诸多措施来弘扬格鲁派教法。而以往所谓准噶尔人的一些暴行,如致使僧人锐减、在藏区烧杀抢掠等等也都还有待商榷。只有在对歧异的史料去伪存真,并对史料之所以众说纷纭的深层原因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准噶尔部入藏的护法性质。

清代西藏城市体系变迁及其空间特征研究

西藏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因而城市体系具有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特殊性。清代前中期,西藏城市主要分为前藏、后藏、阿里、康藏四大区域,并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日喀则、昌都、噶大克为次中心,各宗所治为第三层级的区域城市体系。西藏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城市多集中于河谷地区,二是城市与城市之间距离甚远,多沿陆路交通线分布,为交通要道的节点和商贸中心。

《东方杂志》与中国西藏

鸦片战争以后,产生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报刊,这些报刊有官办的,有商办的；有国人自办的,亦有外资创办的。这些报刊的创办者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办报的目的差别很大．但对西藏问题却都十分关注。特别是我国自办的报刊更加关注西藏的重大政治问题,及时报道国家的治藏方略和政策得失,传达国内外关于西藏的信息。文章以《东方杂志》为个案,论述晚清报刊与中国西藏的关系,从而阐明西藏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清末,由于西藏商上政权在川西瞻对地区管理不善,导致川康中部地区发生民变,影响了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5年上任后,以武力平息藏瞻之争,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保川图藏"的措施。据档案史料分析,其措施主要有收瞻对为川属、在瞻对地方设置屯官进行管理、将"三瞻"更名"定瞻"并设直隶厅取代原建昌道以完善川边防戍体系、架设通藏电线以畅通讯、请调藏族爱国活佛入藏通达番情、保障川藏与中原地区的通商等。这些举措符合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地区管理与社会控制要求,具有固疆定边的政治前瞻性,对今天的川藏地区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代清政府对外国人入藏活动的管制政策

近代清政府对外国人西藏活动的管制政策是其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政策经历了明令禁止、有限解禁、弛禁三个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入藏的外国人实施驱逐政策。《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对入藏外国人的管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但仍对其进行劝阻和防范。《烟台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放弃了禁止外国人入西藏活动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清地方官员对该政策进行了变通。清政府在兑现外国人入藏承诺的同时,也试图防范列强对西藏的觊觎,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对中国西藏的渗透。

清朝对青海、西藏的设治和经营

对青海和西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是清政府处理边陲民族地区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清朝前期的不断努力,采取有力措施,稳定了两地的局势,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