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文本之争与文本流变

《左传》是我国首部以编年为次序、以鲁国十二公为传主,系统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史作品。文章在概述《左传》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梳理了两千多年来关于《左传》文本与作者的主要学术争论,甄别《左传》流变过程中的22个关键文本。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春秋左传注》辨正六则

本文选择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六则,辨正其误。其一、杨注桓公五年传“启蛰而郊”之礼,误将周代“大报本反始”的冬至郊天与孟春祈谷的“启蛰而郊”混为一谈。其二、杨注僖公二十八年传“亡大筛之左旃”,即亡“中军前驱兵车的左旃”,误为“前军之左旃”。其三、杨注僖公二十九年传“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一段话否定周代存在诸侯五等爵,未能吸收八十年代王世民先生谓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三等的新研究成果,是一缺失。其四、杨注僖公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一句,引用《殷契粹编》八·一号卜辞,将“大方”这一独立方国误为殷自称;又将“亶”字误为“鄙”。其五、杨注文公二年传“跻僖公,逆祀也”,谓“不惟享祀之位次变,昭穆亦变”,此是误信韦昭、贾公彦之说。当以杜注、孔疏“礼,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为准。父子异昭穆,是父子有别,兄弟同昭穆,是兄弟有伦。其六、杨注文公五年传“王使荣叔归舍、且賵”之“荣叔”的“叔”字误为“荣氏世称”。其实,此“叔”字为伯、仲、叔、季行次之称。

《左传》与“礼”

《左传》言礼的主要观点是:礼是国家以至每个人的躯干;知礼就是摒弃琐屑的仪式,落实礼的精神,在履行礼的实践中求变通;礼的内容和形式可增可减;礼要求人们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尽做好事;礼的定义是"天经地义,民实则之";功能是将百姓纳入正常的活动轨道,作用是维护从家庭到社会的秩序;礼属于工作范围的高标准,行业范围的职业道德;礼是调节人们的情感、防止一切过失发生的工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锐利武器;"无礼"有着重大的危害性。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

笔者用“从以‘初’字领起到以‘当是时’领起”,“从雅爱趣味到对故事性、戏剧性的追求”,“从单一的叙事体式到多种笔仗并用”三个小标题 ,着重论述《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轨迹。

《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高瞻远瞩的总体把握,异彩纷呈的细节摹写,灵巧多变的篇章结构,因事见人、因人设事、自觉层面的写人,是《左传》战争描写的总体特色,它体现在《左传》众多的战争中。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 :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 ,“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3年第 5、6期 )一文 ,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 ,否定这一史实 ,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 ,实在“背于情理”。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春秋左传正义》校读札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春秋左传正义》标点本存在文字及句读上不当之处,其原因或源于阮本误刻,或源于影印不清,或源于印刷时排印错误,以及择取文字的标准不一。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治丧与殡葬:《左传》中丧葬程序研究

先秦典籍中,由于《左传》注重记载风俗民情,从而为后人探究先秦礼制提供了宝贵资料。《左传》记录了春秋时期丧葬制度与具体礼仪,其关于治丧礼仪和殡葬礼仪的记载虽然分散于各国历史事件中却但其涉及的丧葬习俗比较丰富,呈现着"合礼"与"非礼"的交织存在。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穀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左传》疑义新探(僖公篇)

本文对《左传》僖公时期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了新的探索。

论《春秋左传正义》释词的两个维度

《春秋左传正义》在释词上呈现出两个维度:其一是以词语的构成情况、使用规律为背景进行释解的语言维度;其二是以词语的古今使用情况作为释解的方向,对词语作历时态观照的历史维度。通过这两个维度,《春秋左传正义》完成了语言阐释的基本工作。

王源《左传评》关于“叙述视角”的探析

王源在审视《左传》文本时,已经注意到了现代叙事理论中的某些问题,并在批注里给予呈示,展现自己较为朦胧的认识,"叙述视角"是其中重要的理论点之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视角承担者的转换;全知视角的普遍运用;语词变化体现出视角转移。

《左传》中“死”族词与周代礼制文化

《左传》以其翔实的史料,对《春秋》进行了解读,详尽地阐发了《春秋》所反映的“礼”。使后人得以更加准确地理解《春秋》,我们透过《左传》中“死”族词,也可以窥见其所反映的周代礼制文化。

《左传》“孤、寡人”意义考辨

"孤"和"寡人"二词历来被释为王侯自称的谦词,但学术界对此争论不断。文章结合二词的本义,对《左传》中二词的全部102条用例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比较,认为春秋时期诸侯有凶事时自称曰"孤",其余一般情况下自称为"寡人",即"有凶称孤,无凶则称寡人"。

《春秋》与《左传》契合度的数据分析

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唯一以史证经的传,但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质疑也不绝于耳。本文对《春秋》、《左传》各条目进行逐一比对,统计出经数、传数、无传的经数、无经的传数,进行经传契合度的整体和分期数据分析,揭示了经传契合的基本特点,为进一步研究经传关系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