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对刘熙载论《左传》叙事艺术的阐释

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是刘熙载《艺概》对《左传》叙事艺术的重要总结。但这六个方面各为何意?都具体就《左传》哪些叙事而言?作者未说,引用者不讲,多数读者不免糊涂。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拟结合自己读《左传》的一些体悟,对刘氏这些观点作若干阐释,以期对《左传》研究有所推动。

三种诗论的诠释学观照——《孔子诗论》、《左传》、《毛诗》解诗差异之分析

《孔子诗论》突出了个体主体性与人本主义立场。与《左传》的神秘主义解诗方式和《毛诗》文本意义的体外言说机制均有不同。三种解诗方式使得诗的仁德之旨具有三种不同的意义走向,是主体独特的生命感悟与历史语境结合的自觉选择,反映了在世者对“存在”意义的不同领悟。

《左传》的文本之争与文本流变

《左传》是我国首部以编年为次序、以鲁国十二公为传主,系统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史作品。文章在概述《左传》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梳理了两千多年来关于《左传》文本与作者的主要学术争论,甄别《左传》流变过程中的22个关键文本。

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范畴:实录与微隐

实录和微隐是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从历史叙事中产生,由先秦史家首创并得到后世众多史家继承,在文学叙事中得到发扬和发展。实录包括如实表达欲叙之事和如实表达叙事者的理念,《春秋》更偏重于理念,有时甚至以观念代替实事,造成偏向。微隐包括隐晦和微婉,《春秋》的微隐有一部分出于扩展其适用性的意图,一味从中挖掘微言大义的阐释则助长了牵强附会的索隐之风。《左传》开创了叙事的微婉风格,其后成为中国文学叙事最突出的本土特色。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 :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 ,“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3年第 5、6期 )一文 ,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 ,否定这一史实 ,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 ,实在“背于情理”。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春秋左传正义》校读札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春秋左传正义》标点本存在文字及句读上不当之处,其原因或源于阮本误刻,或源于影印不清,或源于印刷时排印错误,以及择取文字的标准不一。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左传》疑义新探(僖公篇)

本文对《左传》僖公时期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了新的探索。

萧榕年《四书引左汇解》的经学意义与诠释方法

清代山东地区研《四书》者,绝大多数以朱注为基础,重在义理。乾隆年间福山萧榕年作《四书引左汇解》,原为子侄易于记诵之家塾读本。但因其"传文俱遵左氏原本段落不敢增减一字",贵在一"真";又以四书为主,尊崇朱注;谋篇布局上有所取舍;评语与注释虽有不足但简明易懂,不失为"四书学"兼"左传学"的入门读本。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左传》校读札记

校读是校勘学方法在古代汉语学习中的推广应用。本文以作为我国叙事文学源头的《左传》为例,通过《左传》与《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史记》《新序》《说苑》《淮南子》等相关典籍中同类语料的校读、对比,用这些校读材料补充了《左传》文句表达方面的省略之处,也使得《左传》字词训释更加直接易懂。而且通过反复对比,在尽现《左传》文辞之美的同时,亦偶现出其个别的稍逊之处。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及其影响

《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相协和是一个关系到《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重要问题,故争论双方都对这种不合的原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无法达成共识。绕开《左传》是否传《春秋》的问题,从比较中立的立场出发,《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不合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左传》叙事既有解释经义的功能,又有表达叙事者自身历史认识与评价的功能,超出了"春秋大义"的限定,从而导致《左传》叙事与解经语之间存在张力与不合,并使得《左传》叙事在后世义理的标准下遭到严厉批评和质疑。

《左传》“孤、寡人”意义考辨

"孤"和"寡人"二词历来被释为王侯自称的谦词,但学术界对此争论不断。文章结合二词的本义,对《左传》中二词的全部102条用例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比较,认为春秋时期诸侯有凶事时自称曰"孤",其余一般情况下自称为"寡人",即"有凶称孤,无凶则称寡人"。

试释“大叔完聚”中的“聚”

《左传》选篇《郑伯克段于鄢》(见隐公元年)中的"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一句。历来对"聚"的解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聚"是聚集粮食或粮草;一种认为"聚"是聚集民众。本文从各种文献角度考察,得到"聚"为聚集粮食或粮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