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春”考——杜甫《文选》李善注受容例证

六朝梁代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发展到唐代,已经孵化出一门新的学问——《文选》注释学,李善注和五臣注是其中两种为人所公认的注本。二者中,李善注以严谨且实证性的注释赢得了杜甫的青睐,对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于杜诗中李善注的考证,也成为我们重新解读杜诗的一把钥匙。本文首先考查了杜诗中“怕春”的《文选》李善注出典,以此为基础,结合诗歌的整体基调,重新阐释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读者也得以由此重新认识处于草堂时期的杜甫。

《文选》李善注与唐前文学批评

《文选》成书于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同时代还诞生了《文心雕龙》《诗品》等早期文学批评著作,而李善在注书过程中曾大量引用集部书目,却并没有引用同列于集部之下的《文心雕龙》《诗品》等书。通过对李善注引集部书目的梳理,结合《文心雕龙》与《诗品》在初期的流传接受情况,可以推测,首先,李注未引二书与李善的注书方式有关;其次李注所引集部书目相对较早;最后《文心雕龙》《诗品》等早期文学批评著作所阐述的文学观念已大多为时人共识。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李善《文选注》引书试探

李善《文选注》引书众多,问题复杂,其中尤以古《汉书》注问题最为突出。清代学者汪师韩统计李善征引二十九家古《汉书》注,另外还有数十条不知名的"汉书音义"。但通过对《汉书》注释史及目录学的考察,可以发现李善注引用的古《汉书》注并非逐家征引,而是基本引自东晋蔡谟所作的《汉书》集注本,它是颜师古《汉书注》通行之前最主要的《汉书》注本。"汉书音义"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另外,从整体上看,李善《文选注》引书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喜引晋以前的注疏;二、多用集注本。

胡刻本《文选》李善注引《声类》初探

李善注以征引旧籍注解《文选》而闻名于世,其浩繁的征引中,不乏后世难得一见的旧籍材料,这些旧籍在唐以后逐渐亡佚,如韵书的早期材料——李登《声类》。以胡刻本《文选》为底本,对李善注所引《声类》进行考证,从形、音、义三方面列举例证,并进一步分析《声类》的性质,可以为《声类》的辑佚和复原提供一定的线索。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关于李善注的二三个疑问点

李善对《文选》的注解并不是广受褒扬的。他并没有为《尚书序》等三篇他所认为的"经典之作"的序施与注释。因为他这三篇序没有按照其创作年代即汉代和晋代来考虑,而是按照《尚书》等所成立的时代即周代的作品来考虑的。李善注并不完美,在其所作注中,李善时而用讳名,时而用字号,这种无秩序正表明了李善注也曾经被其子修改过。

叶嘉莹与《文选》诗李善注

对《文选》诗李善注的研究一直是"文选"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加拿大籍华人教授叶嘉莹在其《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多处提到李善注,对李善注的一些观点叶嘉莹教授或存疑,或否定,而叶的一些观点往往为李善注研究者所忽略。叶的这些观点与看法,可以对《文选》诗李善注的研究提供一个佐证资料。

《文选》李善注引《毛诗》考

李善《文选》注征引文献众多,其中有多处称引《毛诗》。研究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李善注中引用《毛诗》的情况,进而考察李善注引《毛诗》的特色,可以发现,李善引用《毛诗》有严谨精到的一面,也存在着误引和意违之类的不足。

《文选》李善注引《法言》考

《文选》李善注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被誉为"考证之资粮";《法言》是西汉著名学者扬雄的著作,是汉代重要儒家著作之一,李善注中多次引用《法言》。本文将对《文选》李善注中对《法言》一书的引用情况进行考证。

李善注《文选》引《尔雅》在衍文脱文方面之研究

本文通过对李善注《文选》(简称李注)引《尔雅》原文的资料进行研究发现,李善所引用的《尔雅》,与郭璞注《尔雅》在文字上有一定的差别,但这些差别有的仅是文字上有差异,对意义毫无影响,在意义无异的前提下,本文从衍文、脱文方面对这些文字上的差异进行相关分析。

李善《文选注》与《文选钞》征引《孝经》、郑玄《孝经注》略考

李善《文选注》征引《孝经》本文75次,《文选钞》征引5次,其文本与今文《孝经》除少数无关乎版本判断的异文外皆同,而与古文《孝经》则颇多歧异,故知二书所引皆为今文《孝经》。李善注征引郑玄《孝经注》8次,实为7则,其中2则仅见于李善注,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文选钞》征引郑玄注6次,实为5则,古今中外学者之郑注辑本均未参据该书所引,是很重要的文献。对李善注与《文选钞》所引《孝经》与郑玄注的考察,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加强对李善《文选注》、郑玄《孝经注》的准确把握,乃至有助于对唐玄宗《孝经注》之考察。本文也对李善注、《文选钞》之前的《孝经》学背景与郑注《孝经》的著作权争议等问题做了梳理与考察。

李善《文选注》征引郑玄《论语注》及其学术史意义考述

李善《文选注》征引郑玄《论语注》35次,去其重复,共有28则,分布在《论语》20篇的14(或15)篇中,其中17则见于何晏《论语集解》。至少可以判断不见于何晏《集解》的11则郑玄注系采自单注本郑玄《论语注》。此11则郑玄注,有4则见于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另7则因其残缺无法直接验证。除注释《文选》本文外,李善所引郑玄《论语注》还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史意义,一是辑佚、校勘价值;二是能够加深我们对李善《文选注》引书体例的认识;三是通过对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李善《文选注》与何晏《论语集解》的比勘,能够看出,郑玄注《论语》,除自注外,又兼采诸家,同时尤可加深我们对何晏《论语集解》编撰原则与体例的认识。另外,李善所引《鲁论语》,或直接、或间接采自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之校语。

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发覆

俄藏敦煌写本φ２４２号《文选注》是一个不同于李善和五臣的注 本，很可能产生在李善注本之前，并为李善作注所依据的初唐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