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十一卷定本编纂考论——兼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版本源流

通过比勘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四种主要稿本,即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二十卷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一卷本、三十卷本和十一卷本,可以厘清该书的版本源流和编纂过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十一卷定本是以三十卷本为主要依据,旁参以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为代表的早期稿本修订而成。焦循对三十卷本所做修订,在内容与体例两方面为十一卷定本之编纂奠定了基础。此后,焦循以三十卷本为底本,综合此前诸本所载考证成果,进行了变更体例、校订讹误、增补论证、改变观点、改换论点等一系列调整工作,最终于嘉庆四年定为十一卷本。厘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编纂过程与版本源流,有利于推进研究焦循的经学成就。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前期编纂考论——以三种清稿本为中心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二十卷本、上海图书馆藏一卷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三十卷本,是《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定稿之前的三个重要清稿本。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三年,焦循先后请人抄录了二十卷本和一卷本。两版本内容各有缺失、互不重叠,书证详赡,考证繁琐,带有早期文献汇编的特点,观点结论亦多有失当之处。此后,焦循秉持改汰庸劣、增补疏漏之原则,对前期稿本做出了删裁繁冗、补充论证、修正观点、改写按语、调整书证次序、节略和分置按语等一系列修订工作,于嘉庆三年形成三十卷本。上述三种清稿本保留了诸多未见于定本的观点和材料,为深入了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早期编纂情形与焦循《毛诗》名物考证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启示。

论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对宋学之态度与取舍

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以唐前文献为主要依据,对宋元明著述观照较少。此外,该书所引宋人书目欠缺代表性,且多与《诗经》无关。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焦循有意架空理学与主张废《序》的宋儒《诗》说。焦循之所以推崇《诗序》,一方面是因为《诗序》乃阐明孔子之意与"风人之旨"的门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诗序》具有感人通情而施于礼乐教化的作用。尽管该书并未体现出明显的汉宋门户之见,但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焦循融汇众说、兼容包并的学术主张。焦循反对据守汉学之努力,也在此书架空宋代《诗》学文献的举动中有所消解。

焦循解《诗》初衷与曲护《毛传》的矛盾性及其成因探析——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为中心

焦循撰写《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之缘由,是在《毛诗》文本基础上对前人《尔雅》研究进行补充与回应。这一理念在实际考证中常常让位于焦循对《毛传》和《诗序》的主观推崇,即体现为通过弥合前后文矛盾、规避误训、误读比附等方式曲护《毛传》。这种解经初衷与实践结论的矛盾性,不仅源于焦循的尊毛立场,也与其对同时期研究成果之忽视和自身治学方法之弊端密切相关。后者主要是指焦循在考证中存在对文献材料缺乏辨析、误用转语、“右文”推源和径改原典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