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与欧阳予倩抗战戏剧活动之比较

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战时教育部剧教四队在陕甘青三省活动考述

1939年11月至1943年3月存在,以陕甘青三省为工作区域,先后以李朴园、龚祥礼、凤飞、张光中等为负责人的政府教育部第四巡回戏剧教育队,是在全面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产生并发展演变的一个戏剧教育巡回工作团体。该队约有队员20人左右,先后在陕西西安、华阴、临潼、咸阳、兴平、醴泉、宝鸡、凤翔、扶风、三原、武功,甘肃兰州、天水、甘谷、陇西、临洮、洮沙,青海西宁、塔尔寺、湟源、鲁沙尔、大通、互助等几十个县市和乡镇,举行话剧公演、壁报与简报张贴、抗战照片与绘画展览、戏剧音乐教育辅导等社教活动。其施教活动,寓教于乐,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它不仅为陕甘青三省至少十几万以上的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观剧和受教机会,而且在潜移默化民众思想观念、培养和训练各地戏剧歌咏人才、推进各地抗战剧运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抗战时期延安及周边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甘肃陇东作为相对比较富足且巩固的边区,成为中共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地区之一,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抗战文艺的开展、创作及其演出创造了理想的条件。这一时期,根据地政府为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宣传革命及相关政策,利用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深入前线、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演出,在演出中红色戏剧团体秉持“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剧运总方针,充分利用戏剧这一鲜活、生动又贴近生活的武器去动员群众、鼓舞群众、帮助群众。在这一时期起到了积极地动员、教育和宣传革命的作用,同时为巩固根据地革命成果,发动群众,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他们的演出活动犹如一架架播种机,在陇东革命根据地的黄土沟塬上撒下了一粒粒“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金色种子,对陇东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将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学习教育,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抗战时期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活动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1938年至1940年的福建抗战戏剧运动——以省抗敌剧团影响下的各地戏剧运动为探讨对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在福州成立且组建了省抗敌剧团。省抗敌剧团的活动由福州发展到闽北、闽东、闽南各地。在省抗敌剧团的影响下,福建各地的抗战戏剧运动非常兴盛,各类抗战剧团纷纷建立,抗战剧目大量涌现,相关记载见于媒体报端。作为一种战时戏剧运动,福建抗战戏剧运动存在演出条件艰苦、剧团发展不平衡、抗战剧目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戏剧工作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实践,如提出“戏剧十人团”“集中演出法”等改进方法,对解决福建抗战戏剧运动存在的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战时期榆林地区戏剧活动探要

抗战时期,榆林地区的社会动荡,戏剧活动较为复杂混乱。其基本的发展脉络,从戏剧样式来说,一是传统的戏剧活动得以延续,二是随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传播,来自西方的现代戏剧也渐次影响到了榆林地区。为配合抗战,榆林地区戏剧演出的内容和形式随着革命文艺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一批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将具有时代性的思想内容融入以往的旧剧种中,创造出了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戏剧艺术形式。这一时期榆林地区的戏剧活动是中华民族抗战文艺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独特性在于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戏剧民族化、现代化与功能化的统一。

贵州抗战戏剧运动研究

抗战爆发后,贵州戏剧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将戏剧作为唤起民众的有力武器,积极创作和演出救亡图存的戏剧,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文化大改造的戏剧运动,戏剧大众化、重视戏剧剧本、舞台实践改革等是贵州戏剧运动发生发展的重要表现。蓬勃发展的贵州戏剧运动及时融入到了战时大后方抗战文化中,为抗战运动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论曹禺的抗战戏剧观与创作实践

曹禺抗战戏剧观的形成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时代责任感以及作为杰出戏剧家丰富的编剧、导剧与演剧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因时制宜的新变,也有一贯以来的坚守,更有坚守基础上的发展。他的抗战戏剧观在强调戏剧时代性与宣传性的同时,亦重视艺术性,并努力追求戏剧表达的大众化。曹禺的抗战戏剧观及其创作实践激励和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战意志,为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以文艺服务于抗战的戏剧家的重要典范。

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的建构——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郭沫若一生崇儒,他对儒家文化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确立了原儒的基本精神为“动”的精神。从五四到抗战,郭沫若根据时代的需要,围绕儒家“动”的文化精神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其阐释体现了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建构的轨迹。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戏剧宣传与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充分发挥了宣传动员、团结教育的作用,使戏剧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力武器。研究和探讨当年新四军戏剧宣传与动员,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和掌握新四军的抗战历史,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进展。

真诚演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好莱坞旧作——论《龙种》的神似兼谈当下抗日影视剧的“失神”

拍摄于1944年的好莱坞黑白电影《龙种》,改编自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同名小说。这部表现南京大屠杀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影片在当时美国公映反应平平,如今中国观众却给予它诸多正面评价。因为《龙种》是如此"神似"中国,不但如实地描画了抗战的历史图景,更重要的是精准到位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心态、品性与文化。电影本体外围做到了与中国外形的最大接近,通过一系列电影本体核心要素的再度演绎,使影像文本得以神似。反观近几年中国自己所拍的成批抗日影视剧,丢失了自己文化的精气神,把抗战噱头化、娱乐化,其后果必然被观众诟病。

郭沫若抗战史剧奉献的救国策略

既遵循艺术创造的规律,又强烈地干预现实,这是戏剧文学的神圣使命。郭沫若的抗战史剧,便具有这种优秀品格。它利用历史与现实的相似点,营构戏剧冲突,成功地表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三大政治任务,即外反侵略争国权,内反专制争民主,坚持抗争反投降。由此,郭剧称得上“艺术的抗日救国策略”。

历史潜流中的戏剧力量——抗战戏剧刍议

抗战时期,在"文艺救国"的多重合奏中,戏剧担当了"文艺救国"的排头兵。戏剧以其自身的通俗性、形象性、直接性、广泛性,完成了"戏剧大众化"的伟大使命,并迎来了中国现代话剧大繁荣的"黄金时代"。戏剧家们的责任担当与艺术炼化,突破了没有硝烟的戏剧现场,在华夏版图上唤醒了沉睡的国民意识,并铸成了历史的厚度与民族的文化积累。戏剧家们在坚持思想性及政治性的同时,从未放弃过戏剧的审美向度,也使得抗战戏剧收获了全方位的成熟。抗战戏剧不仅是一种文化方式的展演,更是国民灵魂的精神辉映,抗战戏剧中沉潜着时代的智慧与民族的力量,共同铸成了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永恒。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的演进及其影响

作为传播戏剧的重要载体之一,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期刊见证了抗战戏剧创作、戏剧理论批评、抗战戏剧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在分布时段、编辑、作者、刊物的审美取向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演进特点。可以说,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是同期全国戏剧发展演变最为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平越时期唐山交大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地下党在唐山交大有着较长的活动历史。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通过组织和领导文艺队伍、创建创办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充分利用节假日活动等形式,领导进步学生开展了形式多样、对象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战戏剧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深化的可能

抗战戏剧研究已经走过了80年历史,在史料钩沉、戏剧史著、专题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严重不平衡现象,主要体现为区域性研究不平衡、剧作家作品研究不平衡、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不平衡。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尤为必要。战争政治是抗战戏剧的文学生态场域,战争规范推动着抗战戏剧的发展,影响着抗战戏剧的叙事,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政治区域,抗战戏剧的繁荣程度和表现形式均有不同。从战争政治角度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观照和全盘反思,将会呈现抗战戏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尽可能地避免将历史单质化和浪漫化,从而推动抗战戏剧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中国“抗战戏剧”与民族意志、国家意识

中国"抗战戏剧"是中华民族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文化活动中民族意志、国家意识的聚焦和高光。在这背景下,对戏剧艺术乃至别的文学艺术样式的民族形式的关注、研讨和美学构建成为可能。抗战戏剧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居功至伟。

抗战时期戏剧民族化实践与发展

抗战戏剧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文化运动。戏剧工作者在吸取西方戏剧养分的同时,对传统地方戏进行了改造,创编出许多新剧。抗战戏剧呈现出大众化、本土化和时代化的特征,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的道路。上海成为戏剧民族化的起点,重庆文化城、桂林文化城、陕甘宁边区则是戏剧民族化实践及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心。

战争政治:中国抗战戏剧研究的一个视角

"战争政治"即是对战争作政治化理解,强调战争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战争给政治的其他层面带来的影响。抗战戏剧是20世纪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寓含着丰富复杂的战争政治因素,从"战争政治"视角对其进行整体考察和系统研究意义重大,可以更为丰富地还原战争时代的政治环境,呈现抗战戏剧与战争、时代环境之间复杂的联系,有利于对抗战戏剧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战争政治"视角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使用这一视角时应尽量避免对抗战戏剧进行祛蔽与正名的同时,出现新的遮蔽与误读。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活报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戏剧的文艺方式向大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活报剧因其自身小型化、灵活性、大众化的特点适应了抗战新形势的需要,成为普遍流行的文艺宣传形式。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诸多反映抗日斗争主题的活报剧,并组织剧团演出,激发了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步伐。同时,活报剧在创作、演出时,吸收了民间小调、歌舞等元素,推动了晋察冀戏剧走向民族化、大众化,促进了抗战文艺的繁荣。

试论西南剧展的文化感召力

持续三月声势浩大的西南剧展,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在桂林乃至全国戏剧史上都是少见的,在抗日救亡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彰显出非凡的文化感召力,散播出深远的影响。文章试从西南剧展传播戏剧艺术、体现文人风骨、丰富抗战文化、宣传抗日等方面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