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的实践与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持续不断地扫荡,根据地人财物损失惨重,国民党政府又停止对八路军供给,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粮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将农民组织起来劳动互助,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与生产困难,同时开展生产竞赛、选树劳动英雄,提高了农民的觉悟与生产积极性。计折工制度与民主作风成为互助组平稳运行的两大支柱,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则保证劳动互助能够扎根于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实现乡村振兴仍有所裨益。

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和制度反腐的重要思想及其时代价值——以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重要谈话为中心的考察

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问题,始终对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的危险保持高度警觉。1965年5月他重上井冈山并发表了重要谈话,其核心议题就是如何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确保江山颜色不改。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科学总结了革命战争年代发展党内军内民主、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特权思想、官僚作风、贪图享受、脱离群众现象等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的现实威胁,鲜明提出了依靠民主监督和制度建设防止党员腐化变质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监督和制度反腐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治党治军治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统合、独立与规范:胶东抗日根据地司法检察机构变迁史研究

中共领导的胶东司法检察机构从无到有、从自发探索到依据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要求逐步完善、自觉发展,经历了统合、独立到规范的过程。蓬黄掖抗日民主政府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司法检察机关;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相对完整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时期进入按照上级要求自觉发展阶段,司法检察机构不断扩大完善,司法检察制度建设逐渐正规化;胶东行署时期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逐步稳定、规范,探索建立了检察委员会,逐步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

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现状与困境研究

该文以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现状与困境为研究对象,利用互联网数据查询、电话访谈、座谈调查等方法,通过对所研究的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现状与困境开展调查,分析和归纳出目前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难点,并提出合理化改进建议、措施及政策方案,推进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突破市级层面反兴奋剂工作的困境,真正构建起“纵横交叉,上下联动”全覆盖的反兴奋剂组织体系,进一步增强市级反兴奋剂工作能力,从青少年阶段就为运动员打下反兴奋剂意识的基础,全面提升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反兴奋剂能力,保证干干净净备战参赛,保证兴奋剂问题的“零出现”。

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完善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强化反洗钱监管的国际共识背景下,如何弥补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的规制短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种非典型的制度移植,取形于国际共识标准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构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排斥反应,既难以与金融监管导向的既有反洗钱架构相匹配,也未能消弭与特定行业基本职业伦理之间的冲突,还缺乏来自信息保护一般行为规则的体系支撑。为此有必要在缓和制度移植的排斥反应过程中,揭示宏观政策聚焦和治理模式转型如何从双向视角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制度创新提供激励机制。进而基于以功能和场景为依托、以风险为方法的具体思路,构建以情报为中心的协作机制、重塑以场景为标准的信息处理规范并助推以风险为指引的合规体系,从而实现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基于实践约束条件的本土化调适。

建党百年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的历程、经验及完善对策

建党百年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经历从无到有、从简约到细密的过程,现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善的反腐败犯罪立法体系。百年反腐败犯罪立法昭示:坚持依法反腐与依规治腐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反腐败机构建设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腐败犯罪变化的统一,坚持惩办从严与从宽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严格反腐败执法的统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腐败变种层出不穷,未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增设新罪名,扩大腐败犯罪对象范围,严密腐败犯罪法网;加强反腐败犯罪立法与《监察法》的衔接,化解立法矛盾;加强反腐败犯罪立法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实现纪法统一;加强反腐败犯罪执法,保证腐败犯罪立法的现实化。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内涵与实践路径

监察法的基本原则是监察法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然而,“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却被法学界遗忘了。监察机关不仅是反腐败机关,也是廉政建设机关;监察工作不是单纯的执法办案,而是综合性的腐败治理。“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系统思维,契合了腐败治理的内在规律。我们应当摒弃“重办案、轻建设”的倾向,将这一原则融入办案和廉政建设的全过程。首先,对查办案件实行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全流程闭环治理。其次,对履职行为、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全周期廉政监督。此外,还应建立和完善联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考评机制以及廉洁合规制度。

文化反腐:功能定位、情境描绘及行动进路探赜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必然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官本位思想的桎梏、人情文化暗藏的寻租空间、监督文化的“淡漠”以及价值失范等因素皆会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严重阻滞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唯有突破理念层面的束缚,才能有效推动反腐工作的开展。在此背景下,亟须打造文化反腐“第二战场”,释放其在腐败治理中的话语重构、“环境”构建、制度完善等现实作用,发挥其独特的思维理念和运行逻辑优势,推动构建预防教育工作体系、释放外部性监督效用、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营造廉洁家风等现实工作的深入开展。但审视文化反腐工作的实然状况其深入性和有效性有待提升,仍须进一步加强廉洁教育工作,推动制度反腐和文化反腐有机结合,构建民众参与反腐工作机制,有效发挥文化反腐的“治本”效用,实现“不想腐”的工作目标。

共同机构所有权是否会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基于我国2010—2020年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实证检验共同机构所有权是否会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以及背后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会显著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机构协同和监督治理效应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一步讨论发现,在长期持股、非成熟期企业、资本市场处于“熊市”阶段、非国有企业中,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作用更明显。

制度与文化并举:中国式腐败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双路径模型

制度与文化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防线。为突破腐败治理单一模式的困境,本文尝试构建制度与文化并举的腐败治理双路径模型。这一双路径模型具有“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不敢腐”“不能腐”与“不想腐”相结合、“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价值,但也存在文化反腐认同不高、供给不足等困境。新时代,将系统观念运用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从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与韧性三方面来实施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协同治理、自我革命的双路径模型策略,以期为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反垄断执法和解的新定位——从附属适用到独立适用

囿于现有行政规范体系和反垄断刚性执法体系,我国反垄断执法和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和条件内辅助适用、补充适用。这种附属性定位限缩了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发挥,致使反垄断执法和解逐渐沦为象征性、摆设性的制度选择,进而导致反垄断法实施功能受阻、实施效果有限。我国反垄断执法的管制化发展是反垄断执法和解独立适用的内在动因。和解式执法在竞争日益复杂的数字经济市场和规制僵化的管制领域中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基于其自身特性与传统处罚式执法形成了功能互补,填充了刚性执法的空隙,构成反垄断实施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修订的《反垄断法》在推进和解机制的本土化适用上暂未作过多回应。反垄断执法和解的本土践行路径还需要结合其制度属性和应用场域,在规范依据、风险控制和法理内核等方面巩固其独立体系地位,进而实现从附属适用到独立适用的根本性迈进。

基于IGG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序参数抗差辨识方法研究

为保障特高压输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减少特高压输电线路序参数误差影响,基于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IGG)准则对特高压输电线路序参数在线抗差辨识方法进行研究。构建特高压输电线路相分量模型,从中获取各序分量三相不平衡情况的相量测量单元(PMU)数据。在自适应最小二乘的序参数在线抗差辨识方法的基础上,通过IGG权函数更充分处理各类量测数据,通过残差分布的自适应估计,再结合中位数原理估计残差序列的数学期望与标准差,为IGG权函数选取合理的抗差阈值,实现序参数最佳在线抗差辨识。试验结果表明:当不存在量测误差时,该方法可以获得准确的序参数在线辨识效果,且不受电压不平衡度的影响;当存在量测误差时,辨识相对误差始终低于0.4%。对比其他方法,本研究方法具有更好的应用能力,能保障电网系统的安全运行。

论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的独特优势

腐败问题始终是政党执政过程中的顽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反腐败建设,经过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道路。中国特色反腐败道路具有三大独特优势。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作为理论遵循,坚持从中国传统反腐败思想中获得文化滋养,坚持以党领导集体的反腐败思想为经验借鉴,凸显了理论优势;其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党规和国法协同及日臻完善的纪检监察制度作为支撑,彰显了制度优势;其三,坚持监管主体的全民性、监管对象的全覆盖及监管过程的全面性,昭显了力量优势。

新四军改编改制工作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启示

在近十年的历史征程中,新四军先后数次改编改制。回顾新四军改编改制历史,可以发现,新四军部队编制根据不同阶段不同战略任务适时变化,领导关系亦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其编制调整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机构编制工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

“十八大”以来我国纪检监察机关的改革路径及成效分析

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执行机构,纪检监察机关的运行机制如何,直接影响到反腐败工作的成效。长期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在推动反腐败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影响了反腐败机构的效率。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纪检监察体制机制进行了重要改革,使纪检监察机关的运行效率、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然而,当前的改革也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未来的反腐败工作中,必须重视并着力解决好这些问题。

过程防腐: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

过程防腐是当前中国制度反腐的最薄弱环节,其缺位直接导致了制度反腐效果的不理想。它作为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应当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过程防腐机制建设作为深化制度反腐的战略重点,推行更大范围的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体系,将权力监督的重心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并切实发挥制度对过程防腐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当前,从过程防腐的环节探讨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对策,将有助于从各项党政工作的过程中抑制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这至少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增强高校反腐倡廉实效性的制度文化路径研究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来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不仅要着眼制度文本的制定、颁布和执行,还需认真研究制度文本所承载的精神、价值、科学性等文化因素,通过文化的共识功能使高校师生自觉认同制度的权威性;同时,将反腐倡廉工作所倡导的价值理念通过制度的实施运用于实践,通过文化外化于行的实践功能增强制度的执行力,最终推动形成以文化涵养制度,以制度承载文化的良性转化机制,提升高校反腐倡廉实效。

新时期高校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反腐倡廉教育是高校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基础定向和预防警醒作用。文章在客观全面地分析当前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从选好内容、找准载体、创新方法、拓展途径、创设环境等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有效提高高校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反贫困治理体系的创新维度

反贫困治理体系创新既是帮助穷人的民生工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中国的反贫困正在从临时的、项目制的治理转向制度性治理。为了提高反贫困治理绩效,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治理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其中4个维度的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反贫困治理重心的下移,包括扶贫理念贴近群众、帮扶措施要精准和工作人员下移;二是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的形成,包括跨部门领导小组及多部门参与反贫困措施和贫困县涉农资金县级整合;三是反贫困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的扩大,包括目标人群、社区居民、合作社、第三方机构、商业主体的参与;四是反贫困治理工具措施载体的多样化,针对多样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的工具,并探索治理工具的时空组合。当然反贫困治理体系机制改革在这4个维度仍有许多亟待探索研究之处,如基层单位自治能力的提高、长效机制的建立、内生动力的强化、商业盈利与扶贫效果的平衡以及政策实施过程的完善。

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制度安排与反腐败关系——基于2000—2013年宏观面板数据的分析

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目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如何处理好反腐败与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治理、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利用中国2000—2013年宏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市场化程度、政府治理和制度安排因素对反腐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提升能够起到消减腐败的作用。政府治理对反腐败影响较为复杂,政府规模表现为规模越大,治理能力越完善,越有助于减少腐败,但子指标公职人员相对工资水平与反腐败相关性较为模糊,需要理性看待现阶段"高薪养廉"的作用。制度安排特别是法治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显著减少腐败的作用,佐证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强信息化建设对反腐倡廉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