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抗日根据地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机制研究

为了充分利用根据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根据地农业生产水平,毛泽东在1943年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太行抗日根据地党委与政府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与群团组织协同负责的领导体系,在原有的劳动互助习惯上创新互助形式,以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平等原则赋予劳动互助组织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劳动模范为中心的新式劳动互助组织,通过群众讨论民主制定组织制度,巩固了劳动互助组织,在实践探索与总结中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制。

抗日根据地“新式家庭”的历史建构——以太行区李来成家庭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为了动员群众以便更好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结合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家庭革命观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根据地家庭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于是,太行区襄垣县李来成家庭作为“新式家庭”的典型应时代发展需求而生,其特点在于提倡民主家风、制订生产节约计划以及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通过主流媒体宣传与文娱宣传,该家庭模式从太行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村妇女解放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李来成家庭在1945年以后逐渐淡出媒体,但其为中国进行农村家庭变革以及建构农民集体主义理念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兵工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兵工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应对武器装备落后且短缺的现实状况,想方设法培养和重用兵工技术人才。此间经过党内论争,最终确立兵工建设路线和方针,为兵工技术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创办专门学校和科研机构、扩大兵工生产技术培训、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等举措,培养出一大批兵工技术人才,同时注意调动兵工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信任并大胆使用兵工技术人才,生产出大量武器弹药,大力支援了敌后抗战,并实现了兵工技术新突破,为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情感视域下的传统戏剧改造与革命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考察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戏剧在群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为使其能服务于抗战宣传,戏剧工作者先后采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其进行有步骤、全方位的革命化改造。经过改造的传统戏剧在内容上与群众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在形式上也增强了情绪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施行情感动员的利器。这使传统戏剧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能够迅速激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产生有效互动,从而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实践,其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仍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的实践与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持续不断地扫荡,根据地人财物损失惨重,国民党政府又停止对八路军供给,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粮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将农民组织起来劳动互助,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与生产困难,同时开展生产竞赛、选树劳动英雄,提高了农民的觉悟与生产积极性。计折工制度与民主作风成为互助组平稳运行的两大支柱,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则保证劳动互助能够扎根于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实现乡村振兴仍有所裨益。

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根据地的财经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财政经济工作是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坚持敌后抗战、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以及在财经战场打击敌人等具有重要意义。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银行,发展根据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合理负担,活跃市场贸易、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开展货币斗争、维护根据地利益,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通过加强思想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强化制度保障;加强监督,构建长效机制;厉行节约,精兵简政,奠定廉洁政治的物质基础;从严治吏,狠抓“关键少数”等有效措施取得了长效的实践效果,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高思想认识,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将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推进;勇于自我革命,夯实党风建设的主体力量;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汲取党建工作的历史能量,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邓小平对抗日根据地税收工作的探索及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经济斗争,对抗日根据地的税收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实践。他在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围绕根据地税收工作正确处理战争需要、人民负担、生产建设和对敌斗争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对于税收工作的思考与实践,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功,助力根据地困难局面的扭转,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邓小平对抗日根据地税收工作的探索对于新时代加快税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宝贵经验。

抗战与民生:邓子恢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独特且重要,但因日军的军事“扫荡”与经济封锁政策而生产锐减、民生凋敝,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有着丰富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邓子恢,奉命前往淮北抗日根据地主持工作,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财政经济建设,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壮大了抗日救国队伍,加强了淮北区党委的自身建设,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兴家计划与生产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变传统小农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制订兴家计划的工作。在实践中,虽然此项工作遭遇了诸多困境,产生了一些不足,但是中共边探索边总结出一套改进与提高的方法,包括宣传释疑、注重策略、干部先订、因户施策、提供贷款、劳动互助、生产竞赛。最终,兴家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彰显的意义更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组织全面扩张、渗透进农民家庭,开展生产动员,制订兴家计划,改造家庭伦理,进行精准扶助,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化与计划化的一次伟大尝试。

合法与合理:苏中抗日根据地粮赋政策研究

皖南事变后,处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力图通过征收公粮走出财政供给困境。1941年苏中抗日根据地出台征粮草案,初步确定征收标准,囿于条件限制当年的征收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1942年苏中抗日根据地实施并赋征粮以整理税源,此后逐年改进田亩累进等级使粮赋政策日臻完善。在严峻的“清乡”环境中,苏中抗日根据地秉持着与群众共生存的逻辑,坚持执行打折征收与救济减免等措施,平衡公粮与民食的关系。可以说,苏中抗日根据地通过实施粮赋政策,解决了政治上合法与经济上合理的双重难题,从而在长期的三角斗争中,赢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再现了中共依靠人民战争解决生存问题的动态过程。

从存旧用旧到改旧立新:中共对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保甲组织的利用与改造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开辟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效利用和改造了传统保甲组织。中共利用和改造传统基层政权,对其在华中地区站稳脚跟、扩大政治影响、提升民众政治觉悟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不仅推动了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而且积累了乡村基层政权改造经验,进而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用和改造传统保甲组织是抗战时期中共重建基层政权的重要探索,在政治上实现了农村大变动。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研究

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的粮赋征收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于财政收入和战争物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分析与深入研究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的制度安排,可知征收政策大致分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土地质量制定征收粮赋标准、征收粮赋时采取累进率、粮租田草田粮赋由业佃双方共同负担、特殊情形实行减征与免征并实行粮管制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在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依据根据地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照顾各方的利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抗战时期华中局苏中区粮赋征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当今做好民生工作仍具有深刻启示。

困境与路径:山东抗日根据地财粮干部队伍建设

山东抗日根据地独特的发展历程致使山东在建政初期便面临“干部荒”,财粮领域尤为严重,而财粮干部的文化和政治素质皆不能满足征收钱粮的技术性和政治性要求,又揭示出财粮干部质弱的面相。为此,中共通过聘用、调剂和培养等途径充实财粮机构,并组织工作队、改造村政权以弥补干部数量的不足。同时,中共借助财经学校、财粮训练班、在职干部学习教育以及轮训村干部等方式提升干部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强化干部的经济理论修养和政策执行能力。最终,山东抗日根据地财粮干部质量兼弱的困局得以缓解。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以医疗卫生展览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华北革命根据地迷信思想存在、卫生防疫意识缺乏,再加上战争频发和敌伪投毒,疾疫严重威胁着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健康,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和生产力下降,影响到军队士兵战斗效能的发挥。为此华北抗日根据地举办了一系列包括建立医疗机构和培养医务人员、强调公共卫生与家庭卫生、反对封建迷信与提倡科学就医、自主研发医疗器械与药品等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卫生展览。这些展览由专业人士和卫生部门参与筹办,注重展品的选取陈列和观众的互动反馈,增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卫生观念和政治认同,促进了根据地中西医的进一步合作和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

全面抗战前后毛泽东山西战略的形成与实践

山西是华北地区的锁钥,在民国历史上是比较富庶的省份。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转战陕北,毛泽东等中共高层考虑扩展红军的发展空间,提出东进山西的战略,红军东征为此战略的展开拉开了序幕。这次东征虽以回师陕北告终,但基于东征过程中对山西的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对山西战略更是势在必行。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实现方式,将战略的中心目标由军事进取改变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阎锡山取得联合抗日共识。全面抗战爆发,毛泽东的山西战略逐步实现,游击战在华北战场上升到主体地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山西战略逐步付诸实践,进而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及革命的广阔天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山西战略的提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求民族独立与解放道路过程中的伟大创造。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研究

东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若干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从事民主政权建设、实施利民经济政策和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为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治动员下,通过参与组建抗日民主政权、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反日团体、参加群众性集会活动和地方抗日武装等途径热情参政,并在参政过程中强化了革命认同感,从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支持了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四军生产节约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改进作风,提高战斗力,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持久抗战,新四军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运动分为探索准备、大生产局部展开、大生产普遍推广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在生产节约运动中,新四军妥善处理打仗、练兵与生产的矛盾,解决生产固定性与部队流动性的矛盾,协调部队生产与群众生产的关系,解决生产技术不熟练的问题,克服了生产节约中遇到的难题。新四军生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战胜了经济困难,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战士的觉悟,促进了部队巩固,并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

苏北抗日根据地淮戏改造的范式转换——以《照减不误》与《渔滨河边》为中心的考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斗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者应和着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对地方淮戏进行了革命化改造。改造后的淮戏突破了艺术表现的传统藩篱,在剧目的表情达意间回应并实现“旧瓶子装进了新的酒,不但酒没有坏,连瓶子也变新了”的范式转换。中共开展淮戏改造的逻辑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内含复杂结构。这其中,具有节点意义的《照减不误》和《渔滨河边》作为典型剧目串联起了中共淮戏改造背后的历史生产逻辑,显化了新淮戏在政治教化与民众动员间的运作能量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