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iterature journals”说开去——兼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抗战文学期刊诸问题

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词语的英译入手,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一大背景,进行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性意义。抗战文学期刊除具有文学意义之外,还拥有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等跨学科的研究价值。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为切入点,可以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地理景观视域下抗战时期黄河文学论

中国现代黄河文学产生于抗战时期,民族战争带来民族文学繁荣,黄河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隐喻,深深烙上民族和国家印记。抗日战争期间黄河上游的中国西北地区由于战争爆发致使国防资源开发重要起来,黄河流域中下游是中华民族展开艰苦卓绝的抵御外族入侵战争的广阔战场,也是灾害频繁发生地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流域产生了西北社会生活图景、民族精神书写、英雄叙事、流民图等不同文学样态,不仅为动员抗战、夺取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塑民族精神,激活民族伟大自信心和自信力。作家们在政治、社会、历史的描摹之外,更关注黄河流域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展示,从而建构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呈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前进的民族个性。

论民国赋作中的抗战书写

抗战赋从多个方面真实记录了抗战经过,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反抗外侮、争取民族与国家独立的伟大斗争,堪称赋史。与前代同类赋作不同,抗战赋慷慨激昂,充满必胜的信念。同时,抗战赋雅俗并存,充分发挥了报刊文学的宣传、鼓动功能,尤其是通俗之作,语言通俗、押韵自由、骈散随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赋的文体规范。以上三个方面反映了抗战赋对古代同类赋作的超越,不仅体现了抗战赋的价值,也体现了传统赋体写作的现代转型。

文化回译视角下抗战文学汉译研究——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

文化回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旨在将用A国语言描写B国文化的跨国文学作品译为B国语言并使其回归B国文化。从文化回译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来研究《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汉译本,根据谭载喜提出的“还原式”和“建构/重构式”文化回译理论,归纳并阐释回译本中涉及专有名词、专业术语、文化负载词的语言回译和涉及信息缺失表达、解释性表达、误读表达的文化回译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以期指导抗战文学的回译实践,推动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战后日本文学的三重向度:民族主义、国家记忆与文化心理

战后日本文学中民族主义、国家记忆与文化心理这三个重要向度成为反映社会变迁、文化冲突与心理困境的重要载体。文章分析了战后日本文学如何体现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反思,以及民族主义情感在文学叙事中的复杂表现,并探讨了国家记忆在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重构,探讨了文学作品如何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塑造和影响了国家的集体记忆。文章聚焦于文化心理层面,揭示了战后日本文学在描绘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时,如何深刻反映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状态及其变迁。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星堇派”论争与日本战后文学思想的形成

“星堇派”论争是关于日本战后文学思想的重要探讨,它揭示了日本战后文学两大方向的异同:以加藤周一等人为核心的文学古典主义团体倡导扎根日本传统文学文化,从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出发进行文学创作;以荒正人、本多秋五等人为核心的左派政治激进主义团体则延续日本近代写实主义传统,倡导以内省式的创作理念剖析战争经历和战后现象。两者都是基于反思战争的立场,但在战争认知、文学传统再认识和作家经历的文学再现方面存在不同。

“共同体”书写:“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学的勃兴

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密切,特别是抗战期间的“民族意识”,大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中抗战文学的兴起。同样抗战文学因为对“共同体”的认知与书写,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觉”的发生,也在培养和加强中华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表现为一种互渗互动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抗战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抵抗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发展过程;二是民族意识如何作用或影响抗战文学等现代文学;三是在具体“抗战”情境中,相关作家作品如何书写或表现民族意识。

爱与欲的现实主义叙写——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再解读

沈从文有过把《梦与现实》《摘星录——绿的梦》和《看虹录》三个文本结集为《看虹摘星录》的意愿。它们在创作手法与精神气质上有相通之处,都具有梦幻空灵的美学特征,也在直面人物内心蠢动的情绪、发掘人类灵魂的底蕴等方面,富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在毫不矫饰的真诚叙写中,小说折射出了抗战大后方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样态。此外,沈从文在蔼理士性心理学的影响下,秉承“文学为人生”这一现实诉求,意图借助文学抒发情欲,达到情感和心理的平衡,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可见,有一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隐晦地存在于《看虹摘星录》中。这既是沈从文战时创作向现实主义倾斜的一个例证,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书写增添了一个新的向度。

数字人文视域下图书馆抗战文献数字化整理与开发路径

文章从政策基础、资源基础、整理基础三方面分析图书馆抗战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与开发现状,利用本体、知识图谱等技术设计基于文献内容知识单元的语义化关联和数字化整理方案,并提出图书馆抗战文献数字化开发路径,即创新开发模式,深化开发合作;挖掘资源内涵,丰富开发形式;加强成果宣传,提升开发效能。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抗战文艺大众化研究——以《抗战文艺》为例

《抗战文艺》贯穿全面抗战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正确舆论导向与正面宣传、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人民性与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高度契合。《抗战文艺》在语言载体、小说主题和抗战诗歌的“三重”呈现上凸显出文艺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人民群众在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中的主体性作用,为我国在新时代做好文艺宣传工作提供借鉴。

抗战时期《大风》的香港叙说

以抗战时期南来文人创办的《大风》杂志为切入口,敷陈刊物内纪行、文学、漫画、学术等诸多话语脉络中的香港地区书写;依凭现存史料,打捞许地山、叶恭绰等《大风》同人未竟的香港地区文史纂修计划;循此,可探勘《大风》香港地区叙说的演绎轨辙及其呈露香港地区形象的衍化踪迹。《大风》场域中的香港地区叙说交织着对香港地区主体性的发现与不见,既体现出内地与香港地区文化互动间不平衡与不平等的症候,又掺杂着抗战时期香港地区文化主体性生发的幽微杂音与可贵契机。

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文艺工作及其启示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敌后平原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艺工作,对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坚定人民抗战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主要涉及文学作品创作、开展歌咏活动、表演抗战戏剧等领域,具有先进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等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当今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启示。

汪曾祺“云南题材”散文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作家群中书写“云南题材”散文作品数量较多的作家,叙事内容主要分为回忆西南联大生活、重现西南联大师生风貌以及描绘云南文化风物三个方面。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作家的该类型散文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地理空间建构和人文地理空间表现,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山西抗战文艺实践--以《西线文艺》为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线文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创办的文艺期刊,在进步人士的控制下,凝聚各地作家队伍,刊载了诗歌、小说、散文、话剧和插画等多种文体作品,推动战地文艺的发展,加强了文化工作者的统一战线。它在战火纷飞的西线战场艰难存生,发展壮大,呈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后西线战场的文艺面貌,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对教育人民、动员人民、联合抗日起到了积极宣传作用。

我国抗战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的编制为例

为解决抗战时期历史文献资料查找难、搜集难等问题,重庆图书馆编制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编制者利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法确定重点收录单位,并针对重点单位展开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其所收文献与过去掌握的数量相比,图书多出近100%、期刊多出约75%。但联合目录的编制仅依赖一个课题组的力量,存在文献普查规划估计不足、普查与审核结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抗战历史文献普查是民国文献普查工作的一部分,根据此次文献普查经验,建议将民国文献普查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建立相应的机构,落实人员经费;建立全国性领导机构,统一规范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和调查技术方法等。

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专题讨论）--历史记忆与21世纪的东亚学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文化殖民是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日伪当局对文坛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干预,企图把文艺纳入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轨道,但北京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屈从于法西斯军事统治的淫威,北京文学的主体仍顽强地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保持着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

重庆抗战文献资源建设的SWOT分析

从现代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角度看,抗战文献是民国文献资源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与现实联系最紧密的颇具生命活力的历史文本载体。基于此,从企业战略管理视角,运用竞争情报SWOT分析模型,来分析重庆抗战文献资源建设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与威胁等环境因素。

抗战文献中心构建的发展对策研究——以重庆地区为例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大后方人民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抗战历史文化。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重庆抗战文献中心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重庆抗战文献中心的建设明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