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进程中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的发生机理与治理路径

低收入群体是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重点帮扶对象,创新低收入群体致贫、返贫治理路径,是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文章聚焦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反思性借鉴生态系统理论并构建本土化分析框架,从个体、家庭、文化、制度和历史五个维度出发,系统阐释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的发生机理;引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构建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的治理路径。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是个体、家庭、文化、制度和历史五个维度辩证互构的实践产物,具有嬗变性、复杂性、历史性等特征。从发生机理来看,个体与家庭彼此之间的双向建构导致了返贫恶性循环,文化网络再生产加剧了返贫的内生固化和代际传递,来自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排斥进一步压缩了低收入群体可持续生计重建的社会空间,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突发意外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也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历史产物。因此,创新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治理路径必须摒弃传统补缺型救助模式,积极引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从可行能力、文化网络、帮扶制度等不同维度协同推进。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政策属性对政策扩散速度和扩散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易地扶贫搬迁从试点到推广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完成的。通过观察2001—2020年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过程,可以探寻该类型政策的演进机理与扩散逻辑。与传统以S型曲线为代表的“渐进主义”演进机理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扩散呈现“断点式”非渐进增长形态。从政策目标、指导原则、执行机制三个维度审视中央政府干预程度的变化可以发现,面对中央更高的政治势能,地方政府会衍生出政治、治理、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对比不同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发布时间节点可以看出,“政治逻辑”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

共同富裕背景下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

面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工作异常重要。发展型社会政策切合党对人民的关切,是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后解决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的掣肘因素的关键之举。因现行兜底型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泛福利化的特征,且在其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发展导向不足、发展能力不足、发展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构建完善的低收入人口概念及认定机制;二是建立包容性的救助体系,细化分层分类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体系;三是从认知程度、思想观念、生活向往三方面着手,切实激发农村低收入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四是创新发展型社会帮扶政策现实路径,实现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路径融合。

政府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政策工具分类与选择——基于“十三五”期间的政策文本分析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基本主体,在精准扶贫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如何充分发挥政策作用,激励社会组织为扶贫事业贡献力量,对于巩固扶贫成果与转移“三农”工作重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的政策工具理论,运用NVivo质性分析软件,对“十三五”期间具有代表性的52份政策文本进行人工编码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缺乏有效组合,具有结构性失衡特征,且使用时仍有局限性。对此,建议创新更多的政策工具组合策略,注重各种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增强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

新时代中国社会政策变化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

为了增进民生福祉和社会公平,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政策进入全方位推进并强调共建共享的新时代,覆盖全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得到完善,精准脱贫攻坚大力推进,社会政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2013年和2018年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社会福利在此期间逐步提高,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群体之间的社会福利差距依然存在;社会政策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缓解相对贫困,且社会福利收入的再分配是累进的,但社会政策在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上依然面临挑战。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应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政策,强化其再分配和减贫效果,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家食品援助计划的思考——基于我国贫困人口的营养现状以及美国等国家食品援助计划的启示

本文通过我国贫困人群膳食消费及营养现状的研究,结合对甘肃和湖南两省5个欠发达区(县)的1300户低保户调研数据的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贫困人群可支配收入不足以满足其对于膳食营养的需求。该状况将对我国贫困人口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贫困人群后代健康,以及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影响,极大地影响社会公平。为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多国均积极推行"国家食品援助计划"。本文详细分析美国、阿根廷、印度等国家食品援助计划的特点及效果,结合我国社会贫困人群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从国家扶贫政策的角度出发,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家食品援助计划的设想。藉此打破城乡扶贫政策界限,全面覆盖城乡贫困人群;并充分考虑到妇幼、留守儿童等特殊人群,满足新贫困群体的公共需求,推动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推动全面实现社会公平。

中国残疾人扶贫政策的演变与评价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贫困残疾人制定专门的政策规划,目前已初步建立比较规范的扶贫政策体系,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重"积极性的"扶贫开发建设,轻"消极性的"安全网建设;重东部,轻西部;重工程建设,轻人力资本开发;重实物扶贫,轻精神扶贫;重新制度建设,轻现有制度整合。为此,需要建立三个层次的扶贫政策。

社会政策的空间之维——以城市贫困的空间剥夺为例

对于社会政策研究来说,社会空间是一种全新的视角。社会政策自身具有空间性,而社会空间既是社会政策的对象也是社会政策的产品。以城市贫困的空间剥夺作为案例,充分展示了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同时也揭示了社会政策是社会空间的重要影响变量和重要干预途径的政策内涵。借鉴大卫.哈维的主张,本土国情下社会政策的"空间正义"取向应包括资源分配正义、社会治理正义、社会福利、积极的空间介入和公共参与五个基本内涵。社会政策空间之维的揭示,为反思和监控政府与市场的空间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我国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路径

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说,我国农村贫困是多维度贫困的综合状态,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发展机会丧失,发展权利缺失。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反贫困政策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政策模式,偏重于经济上的救济,而不注重培育发展的理念,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要素嵌入反贫困政策,符合我国农村社会政策的转型方向,是构建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创新路径。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大敌。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和财富的匮乏,更是因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而滋生的一个肿瘤。“贫困”究竟是什么?“社会排斥”又是什么?它与“贫困”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在社会政策领域运用“社会排斥”的概念?这都是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问题。为此我们从对“贫困”概念的最基本的解释入手,探讨一下20世纪以来对于贫困概念解释的发展变化。然后,再来看看在国际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是怎样从对“贫困”的研究中派生出“社会排斥”的概念来的。

内生动力、益贫市场与政策保障: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真脱贫”的路径框架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环节,各地陆续进行了有关贫困县的贫困退出评估,但这些评估主要是工作绩效的评估,距离"真脱贫"的质性评估还有一定距离。实现"真脱贫"的核心就是要改变贫困人口及其所处环境的贫困本质。具体而言,我国未来的扶贫工作应聚焦于三个方面的改变:微观层面贫困人口和贫困村内生动力的激活和配置,中观层面益贫式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及其减贫功能的充分发挥,宏观层面保障性的社会政策格局的建立。这一减贫理论路径框架不仅是对中国扶贫工作提出理论性的反思,也是对扶贫评估体系建设做出的展望。扶贫工作中要实现扶贫主流化的转变,贫困退出评估中要重视测量和判断贫困人口及其所处环境的贫困本质的变化,让扶贫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中国反贫困70年:制度保障、经济支持与社会政策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锲而不舍,艰苦奋斗,持续实施反贫困战略,将积弱积贫、久困于穷的旧中国,发展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反贫困的制度基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新中国反贫困的物质条件,体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政策导引着新中国反贫困的前进方向。新中国先后有7亿多人口脱贫,2020年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标志着在中国将会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目标,为世界反贫困做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构建多元化反贫困政策: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基本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在反贫困的宏观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而在具体的政策概念、价值、对象、性质和目标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家提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体现出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变迁。目前两项制度衔接在试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政策对象识别和动态管理落实困难、衔接成本高、政策的负向激励与公平性不足等。从政策要素的角度出发,国家对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注重理论逻辑和运行模式创新,对关键性政策细节作出明确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尤其是对两项制度衔接的投入,有效发挥社会组织以及贫困对象的积极作用,并注重政策的协调性、持续性和完整性。

发展型福利视野下中国反贫困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基于一个本土化分析框架

中国反贫困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福利传统、制度环境等等所决定,也受到国际社会福利思潮及其实践的深刻影响。依托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现实实际,结合西方发展型福利改革的核心理念,可以提出一个农村反贫困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PCG双层场域模型。依此对中国当下的反贫困实践做出系统性审视,可以为创新和完善我国的反贫困社会政策提供一些方向性的思路:一是完善顶层政策设计,理顺政府分权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关系;二是贫困干预重心前移,更加凸显社会政策的包容性、投资性;三是拓展反贫困的主体结构,将共同体纳入农村反贫困社会政策的规划视野;四是强化个人主体责任,更加注重个人的参与和能力建设。

保障济贫与发展脱贫的主题变奏——中国反贫困发展与展望

提供生活救济、增加就业机会、开发人的潜能,反映了人类反贫困的逻辑和政策演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极大地改写了世界贫困数据。如何评估、解释这一成就,这对于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反贫困历史,中国减贫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建立了反贫困的经济开发与社会保障双重政策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中国反贫困从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生存救济,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并重的精准脱贫,正在进入国家—社会—公民协同、以消除人们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限制为核心的贫困治理新时期。2020后贫困治理的努力方向,应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理念下,持续建立、优化、完善制度,由救济扶贫、开发扶贫、精准脱贫转向以制度化建设为方向的贫困治理,不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为此,各级政府在城市反贫困方面采取了综合性的行动。本文较系统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原因和特点,总结了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和行动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下一步可能的变化情况,并提出我国未来城市贫困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转型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随着现阶段具有转型期特征的城市贫困问题逐渐缓解以后,下一步的城市贫困问题将可能朝着更加长期化和稳固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针对城市贫困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应着力加强和调整城市反贫困的行动。

论促进扶贫移民社会适应的政策选择

当前,扶贫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问题已成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需要从发展型社会政策促进政策对象能力成长的角度出发,完善移民政策以促进扶贫移民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过程。一是要综合考虑区域环境与扶贫移民自身条件,完善移民方式;二是要保障扶贫移民合法权益,促进扶贫移民社区融入;三是要从住房支持和就业服务着力,完善扶贫移民帮扶措施;四是要引入社会工作,以专业化服务提升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

规划性社会变迁、执行压力与扶贫风险——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脱贫的措施之一,本质上是一种规划性社会变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因为任务完成期限的时间紧迫性和压力型体制下的考核要求,基层政府面临着强大的政策执行压力,从而导致了政策执行偏差和扶贫风险。要避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负面政策效应,需要在执行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尊重贫困群体意愿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为政策执行的可逆性留有余地。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期,在主要矛盾改变的情况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存在较高的契合度。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为背景,充分利用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之契机,运用社会工作研究方法,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Y县W村乡村振兴的实地评估,探索反贫困政策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在农村社会生态及生活环境问题等诸多方面可以发挥倡导功能,保护生态环境,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实施教育扶贫,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社会空间重构背景下的贫困空间固化研究

伴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的过程,各类型人群在不同地域聚居的格局业已形成。户籍贫困人口、失地农民和流动贫困人口因为迁居能力有限,有被固化在既有居住地域和新贫困空间上的趋势。其结果是加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群体隔离和内卷化,最终导致贫困社区衰退,地域的不利影响凸显。本文建议制定、实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的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