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适用研究

追偿诉讼是一国阻断法的私人实施路径,其主要功能在于阻却外国法律及相关判决的域外适用,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上判断,该条规定属于阻断性质的追偿诉讼条款。在借鉴域外阻断立法追偿诉讼条款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在谦抑性原则的理念下对《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我国公民、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歧视性限制措施”等用语进行谨慎的界定,同时应积极制定后续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保障条款,以明确第十二条追偿诉讼条款的请求权基础、管辖权依据、判决的执行途径等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障《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真正实施。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论行政主体主张公法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进路

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民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行政赔偿请求权、结果除去请求权及公法无因管理请求权存在显著差别,具有独立存在价值,不能被其他请求权替代。在类型化视角下,行政主体以何种方式向行政相对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迄今尚无定论。既有法律进路多属德国法的翻版,与我国立法实践及理论实务存在较大隔阂,值得商榷。行政机关直接以行政处分的方式请求返还,有违背行政合法性原则之嫌;以一般给付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与行政诉讼法的价值理念及诉讼结构显有扞格;以反向行政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与现行诉讼体制机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鉴于此,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返还,或可成为破解当前诉讼困境的有益尝试。其不仅契合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本旨,还符合公私法交融的发展趋向和司法实务的裁判立场,更可借此铸造有别于德国法的本土化进路。

反外国制裁的路径演化与中国选择

外国制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外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的制裁措施,二是由私主体实施的但可以归因于政府的歧视性限制行为,三是国际组织施加的单边制裁。中国近年来遭遇的外国制裁以美国制裁为主。美国对华制裁在性质上属于单边制裁,制裁措施主要包括旅行禁令、进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等类型,依其效力范围又可分为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域外积累的反外国制裁路径主要有事前预防、国际争端解决和国内立法反制等,它们各有优缺点。面对不断加大的外国制裁压力,我国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系统工程中加快反外国制裁法治体系建设,一方面积极吸收国际经验,丰富反外国制裁路径,合理借鉴事前预防模式,善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反外国制裁立法体系,提高司法反制水平和执法反制效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关系——基于需罚性与刑法补充性的本土模式构建

2020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在适用上产生了广泛重叠,这些问题有待厘清。将需罚性理论与刑法补充性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刑罚必要性的判断与前置法的作用效果息息相关。保护处分作为前置法规定的处遇制度应当得到优先适用,以最大化地消解罪错未成年人的刑罚必要性,保持刑事司法的最小程度介入。应当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探索保护处分优先适用的本土模式:首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拓展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继而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的转处机制,再逐步提高保护处分的教育矫治功能,最终确立保护处分的优先适用地位,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体育制裁:一个国际法视角下的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体育制裁”的国际法依据、新属性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体育政治化演化出“体育抵制”“体育外交抵制”“体育制裁”3种对抗形式。“体育制裁”区别于传统的国际组织实施的集体制裁和国家发起的单边制裁;“体育制裁”是由非政府性质的国际体育组织发起并实施,且由政府配合的新形式。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的“体育制裁”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具有“私人司法”的属性,“体育制裁”的负面效果与其正面效应不具有相称性,针对“体育制裁”的救济途径较为有限。建议:国际体育组织应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尽量避免使用“体育制裁”而使自身陷入国际政治冲突中。为保障“体育制裁”的正当性、合法性,“体育制裁”的决策、实施和相关救济应该被纳入联合国体制,在联合国成立一个体育机构,或者建立体育多边磋商机制,避免国际体育组织的“体育制裁”游离于国际法体系之外。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法律问题与完善

《反外国制裁法》为我国应对外国制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实施的执法机制、司法机制、守法机制进行了初步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主管机构职责分工及其工作规则不明确、实施程序的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合规指导规则缺失等不足之处。欧盟实施制裁与反制裁措施的实践为我国思考和调整《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提供了制度经验。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健全反制裁主管机构制度安排,设置科学、严密的反制裁实施程序,并颁布反制裁合规指导性规则,从而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制裁法对合同法律适用的影响及其应对--一个不同于传统的解释维度

为了免受制裁,企业往往会约定遵守制裁法,以满足合规要求。在后续的争议解决环节,裁判者务实地处理制裁法的法律适用问题,能够为交易安全注入确定性。然而,根据传统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国际私法属于民法的延伸,外国公法无法引入该领域,这意味着企业仍需面对“遵守制裁—违约风险”和“违反制裁—制裁风险”的两难困境。更恰当的做法是从冲突法革命后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出发,对国际私法的公法化或社会化现象作合理解释。通过“政府利益分析说”重构国际私法,中国的公法规范也可进行域外适用,其中的反制裁法甚至能在域外产生阻断制裁法实施的效力。

涉外法治视野下中国反制裁研究

反制裁是指一国为应对他国单边制裁在先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以及国内法实施的合法对等的经济外交手段,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安全与发展而被动克制地采取反制措施的行为。作为涉外法治和国内法治交汇的关键领域,我国反制裁不仅在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明确的国内法依据。我国反制裁应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从立法、执法及司法角度完善反制裁实施机制,建立反单边制裁措施有效评价和调整机制。

单边制裁背景下美国域外刑事管辖权的检视与应对

单边制裁背景下,美国持续推动其域外刑事管辖的主张,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和个人因在美国境外发生的、牵连进制裁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美国与制裁有关的刑事立法复杂而零散,司法管辖和执法管辖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事实上形成了立法、司法、执法三足鼎立的域外刑事管辖体系。现有案件显示,被管辖的域外行为与美国之间往往不存在真实联系,以此为基础的域外刑事管辖不仅在美国国内法层面存在法理缺陷,也缺少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更无法为外国当事人提供足够的程序公平和人权保障。面对美国积极推进单边制裁领域刑事执法,各国应协同合作对抗美国霸权主义下的单边管辖,综合运用外交与法律手段应对不当域外管辖个案,最大程度保障本国公民权益和国家利益。此外,还应积极探索如何在法律、政策和实践中更好地恪守和落实域外刑事管辖“真实联系”原则,共同维护国际法之权威。

美国《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的法律与政治审视

近年来一直为美国某些议员所力推的《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意欲对我国在南海、东海的海上维权行动进行制裁,是美国日渐政治化、“长臂化”的经济制裁适用于海洋领域的重要尝试。综合法律、政治角度,该法案传达了美国发动涉海经济制裁的新趋势,体现了在“美国优先”下塑造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意图。分析该法案的通过前景及政治影响对我国破解涉海经济制裁意义重大,有助于我国有效应对南海“围堵”。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执法问题

《反外国制裁法》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方式作出了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执法机构的职能权限和工作程序不清晰、执法程序有待细化、具体法律责任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效果。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建立切实有效的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根据实践进一步优化执法程序,细化法律责任规定,以保障执法工作有效开展,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反外国制裁法》豁免机制的体系构建

《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面临着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产业利益相互冲突的困境,需要通过豁免机制进行利益衡平。豁免机制是成熟制裁与反制裁机制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在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健全反制裁立法体系、实现多重政策目标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该制度规定的缺失,不利于反制措施的有效实施。欧盟、美国制裁与反制裁立法中都包含了豁免机制,我国可参考其制度经验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豁免机制,明确豁免的标准、范围和程序规则。如此,才能有效缓解《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保护与惩罚的冲突对立,实现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法律分析及启示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全球霸主地位,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单边经济制裁。健全的国内法律体系和多层次的行政决策体系成为美国对俄经济制裁的重要基础,而强势的执法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则是确保经济制裁措施实现的重要依托。面对制裁,俄罗斯从完善立法、政府扶持和“去美元化”政策多角度实施反制。鉴于此,我国政府应从国际法以及国内立法、执法、司法的角度反思我国反制裁法律体系的建构,企业应注重合规建设以防范化解经济制裁风险。

论《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之路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202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但该法目前未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该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采取反制措施和禁止执行外国经济制裁措施两个方面,其中反制措施是制裁的特殊形式,对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实施、国与国之间关系及经济主体等产生实质影响,属《基本法》规定的外交事务,特别行政区无立法权,但可将该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中,由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特点立法实施;该法中的阻断条款均不直接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属于《基本法》规定的外交行为,特别行政区可直接立法。

我国企业出口管制合规之困境与对策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中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相关企业出口合规的搭建标准从接受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制约变为接受中美出口管制制度双重指引。现阶段,我国出口管制法律已逐步从单一指导性条款向拥有实体清单、阻断办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等配套制度的完整体系发展。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我国企业出口合规正面临着职能履行、成本投入和商业判断上的困境。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来细化标准、健全体系和落实效力,不仅对解决我国企业的合规困境、促进其健康蓬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亦对我国出口管制立法目标的实现起到关键作用。

次级经济制裁阻断之行政法审视

《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是我国首部专门性的阻断法,针对次级经济制裁创设了制度性的反制路径。其所设定的措施,既包括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型式化的行政行为,也包括行政评估、行政豁免、行政指导、行政支持等未型式化的行政活动方式。应当引入行政过程论,从整体上揭示阻断措施的涉外性、裁量性、利益博弈性、权益保障性、多元合作性。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引入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信守国际条约和尊重国际惯例原则、正当原则、比例原则、参与原则,对行政规制加以规制,引导其成为兼容合法性、合目的性、合义务性的阻断装置。

INGO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的国际法规制困境与应对

2021年3月下旬,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决定暂停对新疆良好棉花的认证,并与其部分会员企业联合抵制新疆棉花,对我国棉花产业及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正常竞争和贸易产生一定的限制影响。BCI因具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属性,其决定构成对华“灰色区域”贸易措施,游离于国际法规则管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恰逢其时,BCI及其决定适用于对该法规范的外国组织行为予以调整。美国等个别国家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补充其对华制裁广度和深度的行为,应引起我国重视。有关部门可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相关规定,将此类组织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相应制裁措施。我国受损企业或个人亦可依据该法及相关法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对《体育法》赋予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研究

研究阐释了《体育法》所赋予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 ,结合社会团体的本质要求 ,将这种处罚权与行政处罚权、民事权利相区分 ,认为这种处罚权是《体育法》创设的一类新型权力 ,具有自律性。对这种处罚不服 ,不能寻求行政救济、诉讼救济。结合奥林匹克运动与法治的磨合、体育的内在要求、经济转型中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论述了《体育法》赋予体育社会团体自律性处罚权对我国体育发展的积极意义。建议在立法机关及时完善体育社会团体的自律性处罚权的同时 ,应采取措施使“政社分开” ,保障体育社会团体真正实现自律性管理。

论司法公信力

司法拘束力和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威获得普遍服从的两大资源,而司法公信力则是司法权威的核心要素。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这种能力直接取决于司法在拘束力、判断力、自制力和排除力方面是否能够经得起公众的信任和信赖。司法公信力的确立与司法队伍个人素质状况和司法制度安排有直接联系,但后者更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