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党在灾荒防治工作中的社会动员——以两大红色报刊相关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动员是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灾荒防治工作时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在生产备荒和灾后救济等环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党和政府创造性地运用了组织动员、示范动员、竞争动员和资源动员等动员方式,发动根据地的男女老幼参与开荒耕种、灭蝗、兴修水利、抢种抢收和手工业副业生产等一系列灾荒防治工作。党和政府的社会动员工作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生产、预防了灾荒发生、减轻了灾荒的破坏,同时也在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网络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南京国民政府被动迟缓的反应使中国抗战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率先为中国发声,不仅在国际上冲破了日本的舆论围困,而且还在日后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个多种形式并存且行之有效的宣传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驱动力是维持该宣传网络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一网络体系的建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各项行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红色报纸及其历史作用研究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反动宣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舆论斗争。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实际特点,创办了一批红色报纸,以配合当地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些报纸以鲜明的政治立场、贴近实际的宣传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动员与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本文通过梳理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红色报纸的宣传内容与办报特点,分析总结其在宣传、动员、组织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并对当代民族出版工作提出几点启示。

海外重点抗战档案文献现状调查及特色分析

海外抗战档案文献主要集中典藏于中国台湾地区和美、英、日、俄罗斯等国家的不同机构;它们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语种多元、载体多样等特征。其中,台湾地区的"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及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等是海外抗战文献重点典藏机构;它们典藏的中、英、日文抗战版档案、报纸、杂志、日记、手稿、纪录片、地图等文献,蕴涵丰富的历史信息。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

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民族理论的争鸣,同时拓宽了民族史研究范围,一定程度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抗战期间香港的文艺报刊与民族共同体想像

抗战期间,众多香港报刊为履行其时代使命,大力宣扬抗战文化,弘扬民族意识,以求统一民众认识,为战胜强敌提供舆论支持。无论是附属于报纸的文艺副刊,还是相对独立的文艺期刊,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尤其是南来作家们身在香港,心念中国,通过文艺创作展现出自身的民族共同体想像,对传播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陕甘宁边区书报发行体系的考察——以1937-1945年为例

繁盛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书报发行事业，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书报发行承担着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统区的抗战书报的发行工作；陕甘宁边区的书报发行紧紧围绕抗战而展开，在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全国抗战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发行范围面向全国，立足边区，渗透国统区，其发行渠道呈现多样性，发行主体呈现多元性的特征。

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报刊媒介场域研究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刊传播媒介构筑了大后方抗战诗歌的生产与传播空间,它利用场效应,对抗战诗歌进行传播,为作者与读者建构起一个共同的精神想象空间,实际参与着抗战文化空间的建构,直接或间接地引导、规范着诗歌的发展方向,内在地生成了大后方抗战诗歌的某些重要品质,从而推动着大后方抗战诗歌风格、文体的演变与成熟。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新诗的传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虽然处在战火前沿的原有文化重镇陆续沦陷,使得原有的现代新诗传播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但依赖于经济、文化、教育及人口聚集而发展起来西南大后方,为新诗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土壤。其中,全面抗战的八年,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的出版发行机构占全国80%以上,迁入和陆续新增发行报刊总数约达到2000余种,这为新诗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在战时特殊生态和特殊条件制约下出于抗战救亡文艺动员工作的需要,也迫使诗人们因地制宜、克服资源限制,拓展形成了诗朗诵、街头贴诗等新诗传播途径,促进了新诗传播和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当然,在战争的持续中,国民党为维护自身独裁统治而加剧实施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及随资源紧缺、社会负担的加重而加剧了的经济衰退,也成为了制约诗歌传播的负面因素。

抗战时期书刊报的出版及利用

抗战时期,书刊报的出版发行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紧密相联。思想多元化、鲜明的时政性促进了书刊报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克服了重重困难,出版了大量马列主义文献,为抗日战争胜利作了充分思想准备,解放区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书刊报的利用率。

金华抗战文化中的报刊寻踪

抗战时期,金华作为东南地区唯一的"文化驿站",其报刊活动非常活跃,各进步人士、社会团体、共产党、国民党争相通过报刊进行抗日宣传,来唤醒国民大众开展各种抗日救亡运动。战时仅在金华创办的刊物达53种,加上许多外地迁入的报刊,超过了60家,可谓刊物林立,品种繁多。通过查阅整理大量的地方史料,对金华抗战报刊的出版概况作一详细梳理,以供同仁参考借鉴。

民国时期抗战期刊《教战导报》介绍

《教战导报》是由民国时期福建省立师范学校创办的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攻占领土、烧杀掠抢、奸淫妇女的残忍野暴行,号召学生与民众明耻抗战,以教战为天职的抗战期刊。本文通过对馆内现存1938年8月—1939年7月《教战导报》第一卷1—12期的梳理,概况介绍了该刊出版背景、办刊宗旨、版面概况、编辑风格与技巧、内容特色。该刊作为学校出版的抗战期刊,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抗战初期徐特立对进步报刊的支持指导

抗战初期，徐特立在负责驻湘八路军办事处期间，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对湖南进步报刊积极支持和指导，并为报刊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湖南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文艺报刊述略

抗战时期重庆文艺报刊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主题来开展工作,为抗日战争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较大贡献。文艺办报或参与报纸工作、文字报刊出版时间长短不一是这一时期重庆文艺报刊的重要特征。

东南亚华文抗战报刊的国内研究综述

华文报刊在东南亚华文文艺界具有重要的传播和教育作用,其中抗战时期的报刊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但目前国内关于东南亚华文报刊的研究较为欠缺,研究报刊文学特定历史时期特征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总结出三种文献类型,并按照这三种类型概述国内的研究状况。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有针对性地给出自己的理解和分析。

谢六逸抗战救国报刊宣传研究

谢六逸是我国现代文学家、新闻学家,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抗战时期,他身处国难之危,肩负救亡之任,积极利用报刊大力开展抗战救国宣传,传播抗战救国思想,播撒抗战救国种子,进行抗战救国动员,激发了读者抗战救国的勇气,鼓舞了读者抗战救国的积极性,受到社会各界欢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1940年代报刊视域中的现代诗人节

源自端午节的中国现代诗人节在1940-1949年间经历了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1940年代的中国报刊对此有明显展现。诗人节的诞生隐含着文人政客重振新诗雄风、鼓舞民心士气的期望,也赢得了众多报刊的支持与推广。但它的庆祝范围一直被局限在文人圈中、形式也过于单一,导致诗人节在与赛龙舟、劳军等端午活动的报刊宣传博弈中居于下风。而诗人节的设立初衷与实际影响之间的差距,也引发了不少文人在报刊上质疑该节日的存在合理性。诗人节对抗战诗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为节日它并未深入民心,因此在建国后逐渐消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军部的认识——基于红色报刊资料的考察

红色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反映着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通过对抗战时期红色报刊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理论中日本军部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军部通过主导首相的人选,掌握着日本内阁的命运;借助强硬和缓和两种手段,领导着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而始终以对外扩张为主要宗旨的日本军部,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因遭遇国内外的反抗,必将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最终走向失败。中国共产党关于日本军部的认识不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当时还发挥着唤起民众抗日热情、激发国内抗日舆论、坚定军民抗战信心以及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