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的中国应用:从立法到实施

与欧美国家普遍存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不同,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之初并未在垄断协议部分设置安全港规则,在新法修订过程中才加以补增。由于垄断协议与市场力量的联系存在特殊性,通过合理设定安全港规则的边界,能够较好地回应国内长期以来在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层面的分歧,降低法律实施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反垄断规制的经济合理性。由此,纵向垄断协议的分析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安全港规则补充了新的合法推定,从而形成了“禁止+合法推定+豁免”的全新格局。在欧美国家实践不断变化、国内反垄断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优化我国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需要排除适用严重限制竞争的核心限制行为,在适用过程中合理界定相关市场,科学确定市场份额,并给予安全港规则以拓宽和限缩的空间,使其得以随着市场变化而动态调整。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的“死灰复燃”?——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的修改

相对优势地位不同于市场支配地位。从理论层面看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具有现实意义,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不应当、不适宜由反垄断法或民法介入干预的行为进行调整:例如补正本不应当由反垄断规制的所谓剥削性滥用行为的“假阴性错误”。但从实践层面规定并适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的前提必须是规制收益显著大于规制成本;如果《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不能有效控制规制成本溢出的风险则不应贸然引入相关优势地位规制条款。

维护公平竞争是商标法的根本宗旨——以《商标法》修改为视角

商标保护是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机制。商标法修改应当从商标注册、使用到保护的全过程贯彻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立法宗旨。商标注册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抢注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者不仅应撤销注册,而且要给予罚款;不得超越注册商标专用权范围使用注册标记,违者以冒充注册商标论,除责令改正外并应处以罚款;不得擅自改变注册商标标识;使用注册商标要附加注册标记,否则在侵权诉讼中不能获得损害赔偿;要强化对注册商标的保护,对故意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再犯,可判处三倍以下惩罚性赔偿和合理的律师费;假冒注册商标本身就属于性质严重的行为,不应以"情节严重"、"数额较大"为犯罪构成要件,以充分发挥刑法在保护商标权中的威慑作用。

欧盟纵向限制裁判经验及启示——评HB冰淇淋公司案兼议《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修订

在中国《反垄断法》实施逾十年之际,作为纵向限制经典案例的HB冰淇淋公司诉欧盟委员会案中法院的判决思路和经验可为《反垄断法》第十四条修订以及新出台的《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则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在梳理事实和争诉过程,界定相关市场及评估行为实质,类型定位为单一品牌限制并考量豁免可能性,分析涵摄下纵向限制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竞合,观察市场封锁率经济方法具体应用之基础上,比较分析我国相关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提炼完善纵向限制规制的启示:应结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拓补并深化纵向限制理论体系;宜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相关立法,同时规制价格限制和非价格限制行为,必要时引入安全港制度或辅以有关指南阐释重点问题;注重执法和司法协调,建立系统沟通机制;同时,考察具体经济背景,结合对竞争的累积影响等因素综合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考究

《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律,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崇高的法律地位,素有经济宪法之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信息时代,不正当竞争又有新的表现,于是需要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使之更加适应新时代的市场竞争。本文从混淆行为、误导行为、商业贿赂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滥用经济优势地位行为、倾销行为、权力经商行为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八个方面,厘清《反不正当竞争法》现有条文的含义,这是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必修课。

《刑法修正案(十一)》有关野生动物犯罪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1条扩展了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但仍然存在具体犯罪对象含混与重合的问题。需从食用可能性、野生性、自然性三个特征判断是否属于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同时从与人类的亲缘关系、驯养成熟性两个方面排除一部分犯罪对象。以目的解释作为原则,将本罪法益认定为陆生野生动物的食用管理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需注意,在判断“食用目的”与“食用管理秩序”时警惕陷入主观归罪,坚持客观到主观判断进路。“情节严重”必须在前置法与保障法协同意义上进行理解,其具体内容在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相互衔接基础上细化为10种情形。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体系化功能——德国201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改革对中国修法的启示

一般条款是成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灵魂。一般条款在上游连接起立法目的,在下游连接起法律责任,从而支撑起整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范适用体系。因此,一般条款的调整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改革的关键。德国2015年新《反不正当竞争法》表面上对一般条款进行了精简,实际上却通过其拆分,树立了消费者保护和竞争者保护的内部二元体系。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对一般条款的修改止于不正当竞争定义的补充,一般条款系统化功能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有待于下一步的彻底改革。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之问题研究

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在刑法第133条后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次修改是本次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本文在讨论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原因以及本罪构罪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完善意见。

数据要素产权的复合性运行范式

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体系的不完备,已经成为要素高质量流通、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滞碍。“卡-梅框架”作为法律经济学中研究制度及其效率问题的经典范式,在统筹不同部门法规则、平衡数据要素价值与公私法协同治理方面具备独特的适配优势。以“卡-梅框架”为棱镜观察现有数据要素产权实践,产权配置模糊、财产规则主导的特征,无法满足和回应数据要素流通利用的实际需求,而司法判决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组成的竞争法进路亦存在局限。对此,应以禁易规则限定参与流通的要素范围,划定财产与责任规则适用的清晰界限,并通过管制规则对数据处理者行为再平衡,最终构建起走向多元、互补的复合性产权运行范式。

基于二重维度的解读:加拿大规制专利权滥用的实践及其启示——以奥贝泰克公司诉赛诺菲公司案为例

在"奥贝泰克"案中,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赛诺菲—安万特公司的行为并未指向涉诉专利,不满足专利权滥用的构成要件,驳回上诉人奥贝秦克公司的适用专利权滥用抗辩请求。加拿大以判例法发展出较为成熟合理的"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并与《竞争法》一起规制专利权滥用行为,确保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衡平。加拿大的务实立场和审慎态度对我国规制专利权滥用的立法、司法和企业"走出去"有启示并应予以借鉴。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稿中的商业标识条款评析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稿采用概述加列举的方式界定了"商业标识",实现了"商业标识"概念的法定化,厘清了商标与商业标识之间的关系。然而其对"商业标识"功能的理解以及典型类型的列举还有待商榷。《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应进一步优化"商业标识"概念,并在规制市场混淆行为的相关内容中更加合理地运用该概念。

削减死刑之路上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九大罪名取消死刑的辩护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废除九个罪名的死刑规定,无论在刑法理论还是刑法条文上均具有充足的根据。一些民众的激烈反对,大多是出于重刑主义思想、极大高估了死刑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以及对刑法体系的不了解。事实上,死刑本身的价值根基并不稳固,而且只要我们充分运用"竞合犯"的法理,也完全可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刑法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我国《反垄断法》修订的几点思考

我国反垄断执法十一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执法经验和能力较执法初期有了很大提高。随着反垄断执法的常态化和深入发展,今天反垄断法部分条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和未来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竞争政策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反垄断立法时候的政策环境相比,竞争政策在今天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与之相比退到了次要地位。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现在有必要修订反垄断法。修订反垄断法应当强化竞争政策在这部法律中的地位,修订中应优先考虑执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法律修订虽然应当与时俱进,但要避免把国际上尚未普遍接受的条款急于纳入反垄断法,有些条款的修订还应当考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执法机关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