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的实践审视与体制机制创新

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模式和规则衔接的基本路径,其不同于理论与实务界热议的“规则衔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准一体化、多中心、多平台的整体发展路径初步成型,但囿于粤港澳三地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以及立法权限的差异,大湾区规则衔接主要采取“整体规划,集中突破”的策略,以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为原则推动政策型规则衔接,立法型规则衔接则极为鲜见。本文认为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整合和规则衔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立法协同是指涉及大湾区发展的各个有权主体包括中央以立法方式协调构建大湾区法治环境,强调中央统筹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区别于仅限地方间进行立法协调的“协同立法”方式。就目前来看,大湾区立法协同整体上仍然面临着“存异”与“趋同”的平衡、立法权限分配层差明显等巨大挑战。因此,面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综合运用地方单独立法、区域协同立法和中央统一立法这三种方式,从制定立法协同促进规范和设立立法协同促进机构两个方面完善立法协同体制,从常态化规则清理机制、规则衔接摸排和评估机制、示范法制定机制等方面创新立法协同工作机制,以立法协同突破规则衔接的重要领域。

传销范围的重新界定及查处职权配置的优化——基于《禁止传销条例》修改的思考

传销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历经了允许、限制到禁止的演进历程。面对当下传销与直销的纠缠及其多层级直销、不同类型分销经营模式的复杂,尤其是数字经济下新型网络微商的出现,修改《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被立法部门提到日程。基于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禁止传销条例》修改有必要通过刑法及其相关规定、解释来重新厘定传销的边界范围,确保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衔接,保持法秩序统一下对传销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在传销性质界定上,应限定其范围,保持与直销新营销模式的协调;在治理方式上,实行由刑事治罪与行政治理并重向倚重行政治理转变,赋予行政执法足够的治理措施,改变现有冻结等措施向司法机关申请的规定,赋予其紧急止付等新的行政措施;在职权配置上,对诈骗型传销、经营型传销以及网络传销等新类型优化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督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查处职权,构建重罚传销组织、领导者和约束积极参加者的梯度性规制体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推进协同治理传销有效机制的建设。

论宪法之下国家立法具体化功能的实现

在我国,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沿用多年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技术不无关系。其结果,将会模糊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功能界限,不利于宪法实施;构成立法不作为,虚置了宪法委托,不利于权利保障,影响公权力运行。增强立法的具体化功能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之选,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当下我国立法具体化限度的保持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在立法过程中强化法律保留原则对立法权的控制以限制不必要的立法授权;其次,构建法的明确性原则的层级体系,优化法律规范的表述;再次,在法律施行过程中加强立法评估并及时进行监督。

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国际立法初探

就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法律的发展演进、各国立法与研究现状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之后 ,深入分析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和法律发展趋势 ,以期能引起人们对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状况的关注与重视 ,并努力改善之。作者指出 ,某些民族和宗教的固有传统由于与现代人权观念相冲突而成为改善弱势群体人权状况的最大障碍之一。文章最后深刻指出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三个发展趋势 ,即对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加强、相关法律的趋同化、国际社会本位观念的贯彻执行。

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设计——兼论《著作权法》的修改与《侵权责任法》的衔接适用

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法的现行立法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和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多样化是部分地吸纳知识产权请求权权利内容的结果。通过重新梳理这些具体的侵权责任,把可以在著作权请求权范畴内加以规定的责任形式纳入到著作权法中。在设计具体条文时,应当首先考虑到侵权责任与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的立法衔接问题,然后对立法的体例和结构提出设想,并分别对具体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责任条款予以说明。

浅析三网融合的法律规制

从三网融合的法律定义入手对三网融合进行研究,分析我国三网融合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发展缓慢的原因,并对促进我国三网融合的发展,变革现有法律及监管机制提出建议。

正当立法程序生成的伦理机理

立法程序是一种宪法性法律程序,因而,对其生成机理的探讨,必须立基民主宪政的大背景,在正当法律程序如何生成的视域中进行。在对当今流行的四种程序正义论模式进行学理检讨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真理一致论"是正当法律程序的最佳分析工具。真理一致论中的立法程序,既要求形成合意基础上的主体间性,即有着不同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的公民作相互的交流、表达、妥协,以及基于此上而形成的一致性意见;又要求形成主客体间的相互吻合性,即用以指导立法者运作立法权的建基于主体间性的价值观念以及法律所欲表达和实现的具体价值目标,都必须符合客观的社会和法的历史与逻辑发展规律。事实上,依托于这一伦理机理而生成的正当立法程序,其与人类生活目的及价值的实现具有直接的内在一致性。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研究——基于实体法的分析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关键,是从实体法层面理顺和处理好行政法规范与刑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安全生产行政法规范上罪名、犯罪主体、危害后果、处罚标准等方面的规定,无法在刑法规范上得到认可,是导致实践中"以罚代刑"的深层次原因,需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模式,进一步细化罪量标准,增加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同时统一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标准。

中国海洋法律制度衔接的思考

中国的海洋法律制度立法层次和立法部门繁多,如何做好海洋法律制度的衔接是完善海洋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衔接的本原出发,用立法论和实践论分析了海洋法律制度在立法及法律实施中,法律系统内法律之间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完善海洋法律制度的衔接提出若干建议.

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两点论”评析

已于2011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了以往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分散、法律规定不明确、相关制度规定不科学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制度。无论在立法体系,还是在编排体例、相关制度方面该法都体现了"两点论"的指导原则和影响,既充分借鉴了当今世界国际私法制度的先进理念,同时又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色。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Charges： The Tightening-up Proces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step with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inese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charges has been progressively refined and elaborated. Its successive refinements and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have resulted in a tight-knit network of anti-corruption criminal law and a dual system of charges. This system has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combating corruption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More than the outcome of the natural evolution of legal logic, it also involves complex consideration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reflects lawmakers＇ expectations of being able to prevent corrup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With the deepening and wid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charges will inevitably develop towards the thorough abolition of the dual system of charges and the complete restoration of the unitary system.

从“大学生掏鸟案”看我国司法与立法的衔接

有法可依是司法的前提,但司法的作用不能仅仅停留在其依法审判的功能上。本文以近期发生的、引发社会巨大争议的"掏鸟案"为抓手,以立法与司法过程中法的价值的冲突与衡量为切入点,针对立法的局限性及滞后性,论证建立司法与立法衔接机制的必要性,并从司法如何弥补立法的不足与缺陷,以及实现个案公平的角度,对司法的功能及与立法的衔接机制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达到防止"恶法"的产生、促进立法更加科学有效、进而形成"良法之治"的目的。

中德网络犯罪立法的分歧与趋合

我国与德国网络犯罪立法存在不同的基点,即立法依据公约化与本土化的差异、立法重心个人化与公共化的差异、立法模式二重化与定性化的差异。由此,二者在对象层面分别选择了数据模式与信息模式,在法益层面分别强调个体本位与集体本位,在行为层面分别注重形式评价与实质评价。晚近以来,二者呈现部分趋合的态势,具体表现在特定立场、现实问题与修正方向的一致化。在异同交融的背景下,我国网络犯罪立法既需要以开放性的视角借鉴德国的经验,也需要以主体性的视角探索自身规范模式的发展与完善。

地方“小切口”立法问题与完善

自2015年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权限,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与日俱增,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数量多、法规形式不同以及内容相似的特点。“小切口”立法以其注重回应问题、切口小、内容实和结构精的特征越来越契合社会的发展变革。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选题过小、过于注重形式、内容趋同以及规避上位法的问题。完善地方小切口立法应该转变立法观念,坚持审慎立法原则;注重立法过程,健全选题论证;提高立法能力,加强法制队伍建设;推进区域协同立法,使必要的重复立法转变为区域一体化立法。

全球化视野下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日益向前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也显得愈发重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国际反腐的五大法律机制,即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司法合作和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履约监督机制。其核心是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机制上,中国在腐败监管方面,存在反洗钱制度和金融账户信息共享机制的立法不衔接问题;在腐败惩治程序方面上,存在引渡措施和资产追回机制的立法不衔接问题,对此,建议理顺反洗钱的立法与工作机制,建立顺畅的CRS工作机制,灵活性使用引渡替代措施和完善资产追回中的国际共享机制。